消失，后来魏斯曼也承认这一点。拉马克主义在解释这种发展时并没有遇到困难。如果面临复杂的变化，整个身体会以新的方式活动，因此这种获得的性状本身整体上就必然是契合的。同样，不用器官之所以消失，是这些器官在实际中不使用的直接结果。

    斯宾塞将拉马克主义设想为一种功利主义的机制，按照这种机制，通过用尽废退，一个物种可以调节结构，使其具有适应环境的功能。实际上，用尽废退式遗传当然最适合从动物主动性行为的角度来解释适应。但是正如乔治·亨斯罗的著作中所表明的那样，也不是没有可能用拉马克主义来解释植物的进化（henslow，1888，1895）。亨斯罗相信，所有的自然变异都是向着一定的目标进行的，自然变异通常是对环境的适应性反应。当一种植物生长在异常的条件中时，结构会自动地发生适当的变化。虽然亨斯罗清楚地认识到可以将此现象作为证明造物主智慧的证据，但是他并没有打算解释为什么植物的这种变化是适应的。尽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证实确实发生了这样的反应，但是他并没有想到需要表明它们是以符合真正的拉马克主义要求的方式遗传的。如果植物能够在新的环境条件下生存下去，这显然将对后来的每一代都造成影响。判决性实验将表明它们在回到对它们来说是正常的环境后，经过许多代后，还保留着异常的性状。亨斯罗未能认识到，需要通过证明这一点来说明拉马克主义论点中的共同弱点：证实获得性的存在，然后再认为它们是遗传的。

    亨斯罗还观察到花的形状是如何与昆虫进入花的路径相互关联的。他提出，通过这一现象再次证明了植物对于外界的刺激可以作出直接的反应。在每一代中，昆虫都对花施加了压力，这种扭曲性的效果经过积累，便决定了花的进化。他的论点中再次包含了拉马克主义者中常见的谬见。花的形状适应于昆虫并不能证明是植物作出的直接反应。如果花的形状可以用于促进昆虫为植物授粉，通过对随机变异的选择，也可以产生出同样的效果，如果在每一代中这些花都是偶然更好地适应了昆虫的需要，那么这些花就更容易授粉，因此就会产生出更多的种子。

    在美国，阿尔丰斯·帕卡德之所以支持用尽废退式遗传，根据的是昆虫学和对生活在洞穴中的盲鱼的研究，他认为盲鱼失去视觉的原因是因为不使用视觉（Packard，1889，1894）。然而，独具特色的美国式的新拉马克主义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早期许多博物学家对选择学说的不满（Pfeifer，1965，1974；Dexter，1979）。特别是通过古生物学家爱德华·德林克·科普和阿尔丰斯·海厄特，发展出一种根据重演论研究进化的特殊方式。

    科普因为与O·C·马什之间就美国西部丰富的化石层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论而出名（Osbo rn，1931；Sc and Levene，1940；Plate，1964；Lanham，1973；Shor，1974）。虽然科普和海厄特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相信进化论，但是他们发现自然选择是无法接受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的早期生涯中，他们都和阿加西有过接触，海厄特在哈佛时是阿加西的学生。他们俩人最初都不是拉马克主义者；事实上，他们一直在探讨如何将阿加西关于胚胎学的唯心论模式与新的进化论结合起来（Bowler，1977b，1983；Gould，1977b）。关键是重演论，即相信胚胎的生长重复着物种的进化史。在阿加西本人看来，这两种发展模式的平行表明，上帝有意地创造了具有等级序列的、和谐的发展模式，在这个序列中，人成了创世的目的。科普和海厄特作为新一代人，无法接受创世有一个单独目标的见解。他们认识到，进化一定是不断分支的过程，但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