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短语捏造出一个形象，好象人类为了生存要做殊死的斗争，而且好象社会达尔文论者提倡淘汰不适应者，并把这当作进步的一个必要步骤。通过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著作《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adter，新版，1959），我们知道了，这种捏造出的幻觉经常与自由竞争时期产生的资本主义残酷竞争联系了起来。最能说明这种形象的例证就是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时，那些“强盗式资本家”通过剥削人民进行残酷竞争，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看起来利用达尔文主义的隐喻来维护工业家们所鼓吹的斗争准则似乎不可避免。如果自然界通过个体竞争的方式进步，那么适者生存肯定是人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当然，霍夫斯塔德的书还涉及到其他利用达尔文主义作类比的情况。重要的斗争领域也许根本就不在个体之间，而在国家或种族之间，通过斗争来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奴隶制度。甚至就是在一种社会中，由于对于斗争论点的略微曲解，导致生存斗争被优生学这种人工选择形式所取代。其作用是控制人口生育，从而阻止非适应性个人的繁衍。##鉴于其内涵非常广泛，因此，毫不奇怪，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很难下一个精确的定义（er，1970，1979）对霍夫斯塔德所宣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在19世纪后期美国思想中很流行这一论点提出了挑战。他的攻击是双向的，既针对所谓流行的程度，也针对以达尔文思想作类比的内在逻辑。他指出，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曾刻意地夸大了早一代人对斗争含义的依赖，目的在于强调，他们的观点与这种经过雕琢的粗俗观点相比，要高明得多。“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备受反对自由竞争人指责的术语。工业家们使用达尔文主义语言的频度可能被高估了，因为很多表面上看来是倡导自然竞争逻辑的见解，实际上是出于颇为不同的动机。这就引发了关于赫伯特·斯宾塞个人主义哲学具有什么真实目的的争执。对霍夫斯塔德来说，是斯宾塞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英国散布到了美国。可是斯宾塞对拉马克主义的偏爱却阻碍了他接受生物学上的自然选择观，也可以认为，他更多地把自由竞争看作对人们行为的激发，而不是对不适者的淘汰。##从政治观念的另一个极端看，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ore，1949；Cravens，1978）。那些相信先天——即遗传——是根本影响的人，会反对认为条件改善和教育对人的品质能带来有益影响的观念。如果一个人继承了恶劣的品质，那么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甚至任何尝试都只能是浪费金钱。这种倾向产生出建立在对下层阶级的数量和影响需要进行限制基础上的保守政治思想，因为据认为生活在下层阶级的人是恶劣品质的主要来源。可以通过自然或人工选择的方式来淘汰不适者，可以选择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优生学的方法。达尔文主义和孟德尔主义都为优生学提供了科学基础，因为两者都强调遗传对个体生物品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相反，可以将拉马克主义者对“软继承”的强调视为“人定胜天”信念的一种极端形式。拉马克主义相信，如果有更好的外部条件，人性就〖SS〗得到改善，并且认为这种改善可以一代又一代地遗传下去。实际上，对于“后天决定论”的支持者来说，并不需要倡导遗传效应，也可以主张更好的条件会造就更好的人性。因此，尽管正逢拉马克主义的衰落，但是自由主义思想在20世纪还是继续盛行。##还有一个比任何特定的生物学理论深刻得多的思想，倾向于从等级的角度来考虑人的差异。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是对同一社会内部个人划分等级。一些人被假定为生来就比其他人更能干，这种思想反映了社会被分成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事实。按种族的不同来分等级的倾向甚至更加流行。欧洲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