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3/4时期表明，在行星的表面刚具有适宜的条件之初，就形成了生命。现在的问题是要解释，为什么在活细胞的首次出现之后，经历了长时间的稳定，相反，多细胞有机体就在寒武纪之前的年代里却相当突然地形成了(Gonld，1977c，1980b)。

    人类的进化

    进入20世纪以后，在进化论涉及到的另一个方面，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就是我们人类自身如何演化的看法。达尔文曾经猜想，我们的祖先通过直立的姿势而与猿分离。两脚行走解放了双手，以便于制造工具，这样又刺激了人类智力的发展。然而，19世纪后期，这种见解被极大地忽视了，因为人们匆匆提出大脑的扩展是人类进化原动力的理论。当时人类仍被看成是自然过程的终极目标（Boh，1924）。直到现代综合论动摇了支撑这种目的论的人类起源观所依据的非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合理性时，才使这种人类起源观无法成立。

    人类化石一旦最终被发掘出来后，人们发现人类化石并不符合我们关于祖先的成见（关于一些重要的发现，见Leakey and Goodall，1969；Leakey and Prost，1971；Reader，1981）。19世纪60年代，赫胥黎已否认尼安德特人有可能是猿和现代人之间的纽带（第八章）。在19世纪后期，还发现了许多这种类型的标本，于是许多权威人士开始忽视赫胥黎的警告，把尼安德特人视为早期的类猿人。1891年，荷兰古人类学家尤金·杜布瓦在爪哇发现了一种更原始人类的头盖骨和大腿骨。海克尔曾宣称人类的发源地是亚洲，而不是非洲，杜布瓦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去了东印度。“爪哇人”证实了海克尔和达尔文的预言，即人类早在获得现代大脑容量之前，就已经直立行走了，当然，这个观点再次被“大脑优先”理论的支持者所忽视。杜布瓦将他所发现的新类型称作直立猿人(Pitus)，这个词是从海克尔那里借来的，海克尔当然很高兴地承认了这一发现。到了1900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人类的进化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从猿，经过了直立猿人和尼安德特人，再到现代的人。

    20世纪早期，这个简洁的线性模型让位于一种更为复杂进步论，这种进步论可以克服化石带来的困难。这时，马尔瑟林·鲍勒(Boule，英译本1923）和阿瑟·基思(Keith，1915）提出尼安德特人太像猿了，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祖先：发展的程度不困难像考古学记录中显示的那么短时间内完成(hammond，1982）。相反，尼安德特人被视为是一个旁支，它独立而且平行于人类进程，并且被我们比较先进的祖先所灭绝。人类进化是一个分支而非线性的过程——这是进步论所采纳的一个貌似现代的想法，它认为所有分支都受同样趋势驱使。优人认为，自然界在产生出人类的过程中，“尝试”了各种图景。

    辟尔当人骗局进一步支持了这个模型。1912年，业余地质学家查尔斯·道森在苏塞克斯郡辟尔当地区的一个砂砾河床中，发现了一些人类残骸。其中有一个大容量的头盖骨和一个与猿区别不明显的下颌骨。下颌骨和头盖骨接合的地方缺失了，但一般都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体。大英博物馆的阿瑟·史密斯·伍德沃德把这个新物种命名为道森始人(Eoanthropus dawso ni)，而且伍德沃德成了根据辟尔当的“始人”重建人类进化的急先锋。这个发现似乎证实了人类的发展有几个不同分支。它也支持了下述观点：这些分支所说明的最重要问题是，大脑的发展快于身体的其他部分。直到1953年，这个骗局才被揭穿，人们发现上述残骸是由一个人的头盖骨和一个猿的下颌骨拼凑起来的（einer，1955）。从那时以后，出了不少作品试图探明谁是这场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