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义，但是他们确信进化提供了新世界观的框架，它即将取代传统宗教，而成为哲学和道德的基础。公允地说，建立新进化伦理的力量没有赢得过广泛的支持，这与战后那暗淡无光的人文主义有关。将达尔文主义的原理应用于人类是更常见的方式，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样做又带来了旧日的恐慌，他们认为这场运动所传达的就是传统的意识形态（Kay e，1986）。一些研究动物行为的学者认为攻击性是已经确定的本能，人类中也必然存在攻击性。最近，社会生物学试图从个体自然选择的角度解释所有行为形式的进化。将这种方法扩展到人的企图，又重新钩起引起了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就有的对生物决定论的不满。

    在现代综合论的奠基人当中，朱利安·赫胥黎和乔治·盖劳德·辛普森为了将新的达尔文主义变成一般的世界观而尽了最大的努力。赫胥黎的《行为的进化》（huxley ，1953）和辛普森的《进化的含义》（Simpson ，1949），显然试图简略新达尔文主义理论的技术细节，从更广泛的角度表达出对自然和生命目的的看法。他们采纳了实证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认为科学是知识的唯一源泉，他们将进化看作伦理道德的新基础，取代了来自宗教的超验价值观。这两位作者都通过强调在达尔文主义的框架内生命发展所具有的创造性和乐观方面，以求摆脱机械论的科学观。他们也承认，试图从人类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的做法过于简单，不再有说服力。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人类的出现并不是预先注定的，因为达尔文式进化不具有目的论的特征；但是希望就在于进化历程本身将教育我们如何以最佳方式迎接未来的挑战。人类已经成为地球生命的主宰，现在正在掌握自己的进化命运。事实上，人类可以控制所有生命的未来，衡量人类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人类将大自然富于创造性的遗产开发到何种程度。赫胥黎认为进化是天然的进步过程，相继出现更加高级的生命形式；不断增加超越环境限制的能力，成了衡量进步的标准。因此自由地认识到生命的潜力是最高的善。辛普森非常怀疑进步论的观点，但是他仍然认为人是最有潜力把握环境的生命形式。求知的动力成了一种道德价值，因为有些人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知识，但他这时却有责任为所有生命形态的利益而求知。

    并非所有现代进化论者都能接受不可知论或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些人试图将进化论观点与明确的宗教体系结合起来，通过对科学知识的重新解释来保存传统的精神价值。这方面最著名的工作是皮埃尔·泰依亚·夏尔丹［即德日进］在他的《人类现象》（deChardin，1959)所做的。泰依亚虽然有过古生物学的经历，但他是一位天主教牧师，而教堂并不允许他在有生之年发表自己的思想。为了实现进化和宗教的和解，他把生命的发展视为精神化不断提高普遍过程。由于向着“人化”(即产生人)的发展，极大地加速了产生出心灵的趋势。不幸的是，心灵统一的趋势将在“终点”达到高峰，终点的形成是由于所有人类的心灵合成一个单一的超人实体。这门哲学引起了各式各样的反应。朱利安·赫胥黎对这种哲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为《人类现象》英文版一书写了序言，而其他科学家则激烈地批判泰依亚对进化论的断章取义（比如，Medawar，1961）。很多神学家也怀疑对进化和人的超验目标的预言是否符合基督教教义（hanson，1970）。

    赫胥黎与泰依亚的联手表明，进化人文主义与进化神秘主义的目标相差并不大。它们都不得不从进化中寻找出某种目的，即使它们之间对于到底应该将该目的看作传统精神价值的延伸，还是看作是生命意义的一个崭新而纯粹的自然主义源泉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争议。二者存在的共同问题是，达尔文主义并不真正保证进步，至少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