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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调皮与聪明
什么意思。至于博士生的学历资格、外语能力,以及必须完成一篇据说不能少于八万字的论文,则是教育部规定——数年来,没有人告诉我应该

    怎样“指导”美术学博士生,我也无法请教、咨询任何相关的权威或资料——假设真有这样的权威或资料的话——至今,我对以上问题仍然一无所知。

    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久在江湖,以为情形正好相反:“人在体制,身不由己”——杨一江仅小我几岁,原本同是1978年来北京上学的后“文革”艺术学生。这三年相处,我发现,我与他不过是同辈与同行在同一间教室聊天说话的关系,我们的有知与无知,几乎相等。固然,我得勉强装成“导师”模样,走进走出,而一旦真要给予他“博导”式的教益,我所能有的,只是一点可怜的私见,与所谓“博士论文”的“学术性”、“理论性”等等至高无上的要求是否契合,我既不知道,也无从知道。

    因此,倘若杨一江这篇论文果然缺乏“理论性”,责任不在他,完全在我:那是我在他书写论文之初就给予他的认真“劝告”——或曰“误导”——以下,如实引述我在毕业生表格“导师评语”一栏填写的词语,俾便申明我对这篇论文的责任:

    本人对美术学博士论文仅要求做到三点:

    1.研究个案。

    2.资料充分。

    3.文字清通。

    此外,尽可能与自己的成长背景与创作实践相契合。尽可能以艺术实践者而非职业理论家的身份与思路书写论文。

    鉴于国中理论文本长期而普遍的风习:繁琐、教条、空泛,言不及义,滞闷肿大,并极度缺乏个案以及个案的深入探究,是故本人对论文的要求与标准“宁低勿高”、“宁实勿虚”、宁取“个案”之“偏”而“小”,勿求“理论”之“大”而“全”,重事实,轻观点,重问题,轻结论,宁可审慎准确地“呈现事相”,避免大而无当的“理论阐述”。若个案设立允当,“理论价值”便在其中,若用心调理材料,“理论观点”自在其中。

    美术专业博士生论文不存在“最高标准”。由本人所谓“最低标准”观之,杨一江同志的论文平实可观,达到、并超过本人的期待。

    以上书面词语的填写自亦“身不由己”之一例,其实翻译成大白话,意思很简单:同志!别给理论吓着——口齿清楚说实话,就是一篇好文章。至于是不是“博士论文”,那是国家大事国家管,我管不了,杨一江更管不了。

    三年来,我几乎不曾过问他手下这篇论文。其间他几次给我其中的篇章,要我把关,现在我可以对他说实话,兼以道歉:我根本没有读——我向来主张对于学生的毕业作品,别去打搅他。画是自己的画,文章是自己在写,冷暖得失,还有比自己更清楚的吗?至于查核错别字,斟酌若干词语,议论相干或不相干的书籍与文论,自是难免,但我不以为这是在指导,无非同行间平日在画室、饭桌或马路上的闲聊。

    待到全篇完成,将要上报之际,无可推脱,我必须过目了,于是花三整天时间,我逐字读完了这篇论文——承杨一江同学老实听话,他竟不幸信从了我的私人而业余的劝告:个案研究、材料充实、文字清通,并且“重事实,轻观点,重问题,轻结论,宁可审慎准确地呈现事相,避免大而无当的理论阐述”。

    是的,这篇论文果然看不出多少“理论”,但我却跟着论文走了一趟遥远的云南,穿越当地美术数十年历史,了解到许多此前毫不知情的事物,且由云南这一当年相对于“中央文艺政策”的“化外之地”,重新认知了我们国家数十年来的“文艺版图”——例如云南曾被获准免于推行内地的土改政策,例如苏联油画影响在云南的付之阙如,例如历次文艺运动的震荡在边远地区的次第减弱,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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