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缓慢步伐，必须发现新的方式去设计制作微生物、动物和植物的遗传蓝图，把它们加速转化成为有价值的商业产品。设计制作的遗传蓝图可以使树木更快地生长成材；加工遗传指令可以把当地畜牧品种改造成为迅速生长的“超级动物”；重新设计粮食作物的遗传信息，可以提高粮食产量。美国政府（现已解散的）技术评估办公室的一项研究表明，生物工程“能在改善生物系统的速度、效率和生产力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用远远超越自然生长规律的速度来生产生物材料，以可与工业时代相匹敌的增长曲线把它们转化成为经济资源。

    或许一些历史学学者可能会争辩说，人类早在以农业为生活方式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开始关心提高生物资源的质量和生长速度。即使如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遗传工程不是简单的从程度上而是从性质上改变生物资源，从观念上改变和重新组织我们与生物界的关系，虽然遗传工程背后的动因可追溯到远古时代，但技术本身却有着许多崭新的性质。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鉴别传统的修修补补手工技术与现代遗传工程之间的区别。

    人类对动物和植物进行驯养、繁殖和杂交已有1万多年的历史。但是，在这类实践的漫长历程中，自然界生物物种的界限一直约束和限制着人类的所作所为。尽管大自然偶尔允许我们跨越生物物种界限，但这种越界行为总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动物的杂种通常是不孕的（如骡子），而植物的杂种并非真正的纯育。正如着名的园艺学家伯班克（Lu山erBllrbank）以及他的许许多多先驱者们所领悟的那样，当在生物体或生物物种水平上进行各种改良工作时，受到了某些内在因素的限制。

    遗传工程超越了所有生物物种界限的限制。它对生物体的加工制作不是在物种水平而是在基因水平上，作业单位已不再是生物体而是基因，由此而带来的意义是十分深远和广泛的。

    首先，当我们跨越自然的生物交配界限重组遗传性状时，整个关于物种是具有独特性质并可分别辨认的实体这一概念，就成了一种过时的主张。以下3个例子说明了遗传Xi程正在使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

    198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院的布里斯特（RforBrinster），把人保生长素基因引入小鼠胚胎并使其得以表达，从而使小鼠的生长速度和体积都两倍于其他小鼠。这些“超级小鼠”还把其人促生长秦基因传递给了它们的后代。其中有一个种系的小鼠，在经济若干代的传递之后，至今仍然存活并继续有人促生长素基因的表达。这个人类基因已经被永久地装配进这些动物的遗传结构。

    1984年，英格兰的科学家把绵羊和山羊的胚胎细胞融合，并将其植入代孕动物，从而使代孕动物生产出绵羊山羊嵌合体。在人类历史上，这是首次把两种完全无血缘关系的动物物种成功地“融合”。

    1986年，科学家们把分离到的萤火虫发光基因，引人烟草植物的遗传密码，烟草的叶子因此而发光。

    这样的成果即使用最尖端的常规育种技术也无法取得。但是在生物技术实验室里，各种基因的重组几乎都是可能的。新的遗传技术使我们得以越过自然界限，组合遗传材料，把所有的生命转化为可制作的化学材料。这种全新的生物制作方式，改变着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开始从化学家的角度来看待生命，生物体不再博得我们的关注或尊重。

    我们对自然的看法及兴趣愈来愈多地着眼于构成生物体的遗传蓝图的数以千计的化学组成。

    我们掌握了识别、储存和操作生物体化学蓝图的新能力，就会在自然界中扮演新的角色。自开天辟地以来，我们是第一批制作生命的工程师。我们开始重新编制生物体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