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实验和观察方面的技能。现在，就连最普通、最卑微的学生也能对最伟大的科学家所提出的理论和定理进行检验（甚至能指出其存在的错误）。因此，知识所具有的是民主性而不是等级性，并且，知识更多依赖的不是少数精英的洞察，而是某种适当的方法的应用，这种方法，任何具有足够才智的人都能很容易地理解，而且能用来掌握新的实验和观察原则、了解从资料中得出恰当结论的途径。由此可见，对科学革命期间整理这种方法的人们理应给予很多重视，这样做不足为怪。这些人，加培根、笛卡尔、伽利略、哈维以及牛顿等人，都曾著书立说，阐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

    16世纪末和17世纪的科学家们，充分意识到了他们这种直接求助于大自然的思想方法的新颖性。这种思想方法在16世纪末有关植物和动物方面的著作中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著作不仅展示了一种新的、源于观察的运用的实在论观点，而且还明确地阐明，书中的那些说明都是根据生物实例作出的。例如，富克斯1542年的植物标本集中有这样一整页的插图，它展示了艺术家和木刻家依照摆在他们面前的植物进行工作的情景。在维萨里的伟大著作《论人体的结构》中（1543），有一幅插图展示了进行解剖所需的所有必要的工具。该书的献词朴实无华：quot;自己动手。quot;维萨里不但希望他的学生一读者们能重复得出他的结果并证实他的发现，从而丰富我们的知识；他还表明，他的革命性著作是建立在实验事实和可检验的事实之上的。

    16世纪对大自然的这种迷恋，在人们对发现新大陆、尤其是对发现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反应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令人感兴趣的恰恰不是陆地的形状或地质沉积物，而是植物和动物等各种生命的形式。这些动物是否是挪亚时代的洪水冲到那里去的呢，是否是与欧洲的动物截然不同的呢？也许，它们与那些动物并无关联，是大洪水后特殊的创造物？这两个问题都会令人困惑不解，因为看起来，它们的答案似乎与《圣经》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洲出生的人们的起源这一问题，就更会令人疑云难消了。

    在17世纪初的10年中，伽利略制造的望远镜使人们第一次知道了天空是什么样，这使得整个世界都为之兴奋。马乔里·尼科尔森为我们记述了全欧洲的人怀着渴望的心情期待着伽利略望远镜的每一次新的发现，他还借助诗人们所用的形象化的比喻，记述了伽利略是怎样迅速做出发现的。1620年，本·琼森发表了一部题为《来自新大陆的消息》但并非论述美洲大陆的著作，此书讨论的对象是天空，尤其是月球，书中论述了望远镜——而且总是与伽利略的大名连在一起，以便说明林利略的发现，该书还提到了《星际信息》或《信使》。琼森的著作是一部传播新生事物的著作，它像莫纳德的那部描述美洲药用植物群的题为《来自新发现的世界的喜讯》的著作一样富有幽默感。具有革命性科学的新生事物即将来临的预兆出现了。因为伽利略不仅宣布了新的事实、新的信息，而且很快得出结论说，通过望远镜获得的新的观察资料否证了托勒密体系（这点确实做到了），并且证实了哥白尼体系（这点并未做到）。

    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科学革命的著作，其书名中都使用了quot;新quot;这个字。开普勒（1609）出版了一部以物学原理为基础的著作，题为《新天文学》。伽利略最后一部著作（1638）的题目是《两种新科学》；虽然，这题目也许并不是他选定的，但在谈及他已经发现的许多新的值得注意的事物时，他确实提到过这第三部关于运动的著作。塔尔塔利亚给他的书起名为《新科学》（1537）。冯·居里克把他用来阐述新发明的空气泵所取得的革命性实验结果的著作定名为《马德堡的新实验》（1672）。玻意耳在他许多著作的书名中都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