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他向他的一位朋友——阿尔弗雷德·牛顿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阿尔弗雷德·牛顿后来成为剑桥大学的第一位动物学教授，那时他刚刚结束对冰岛的鸟类考察归来。当A.牛顿回到家时，他发现有一期八月份的《林奈学会会报》，其中登载着达尔文和华莱士联合发表的论文。看到这些论文后，他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且马上认识到，关于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新的学说可以证明特里斯特拉姆的结论以及他所遇见的某些其他的变种。他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了特里斯特拉姆。特里斯特拉姆在1859年10月的《鹗》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报告谈到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给林亲学会的通报，并且解释了自然选择如何说明了鸟类有一种与它们所处环境的沙地和土壤相配的颜色，从而保护自己免受捕食它们的动物的侵害，并且使它们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处在有利地位；而且，就鸟嘴的不同大小和形状而言，也是如此，它们因此可以使鸟类在它们要在其中采食蠕虫的不同种类的土壤中采集食物时更为有利。

    特里斯特拉姆在后来的历史著作中对于1861年在牛津召开的quot;英国科学进步协会quot;的会议上著名的赫肯黎-威尔伯福斯论战作了非常有趣的评论。在这场论战中，人们一般认为毕晓普·塞缪尔·威尔伯福斯（quot;油嘴滑舌的萨姆quot;）被赫胥黎羞辱和战败，而且被迫退出了他在思想上出丑的地方。然而，事实是，威尔伯福斯给当时在场的许多科学家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些科学家中包括特里斯特拉姆，他第一个在出版物中公开改变自己原来的立场，转向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新的进化论。威尔伯福斯的论点使他确信，他当时变成了一个反达尔文主义者，而且在他的余生中也一直如此，尽管他的朋友A．牛顿曾多次试图使他重新转向这一理论。此外，我们也许还可以补充说，威尔伯福斯不仅完全没有为他的行为而感到羞愧，而且发表了经过扩充和订正的他在《每季评论》上的谈话。这篇论文后来又被骄傲地重印在两卷本的威尔伯福斯论文集中。（关于特里斯特拉姆和威尔伯福斯的情况，请参见科恩1984）。

    最近我有机会重新阅读了威尔伯福斯的文章，之后我发现，虽然威尔伯福斯激烈地抨击了达尔文，但他也称赞达尔文在一书中对科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威尔伯福斯认为，应当归功于达尔文的在生物学思想中的主要创新是——一无论人们相信与否——自然选择的思想。当然，威尔伯福斯并不相信进化，而且因此他把自然选择解释为上帝择除不健全者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格外值得注意的，因为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捍卫者之一——有时被称为quot;达尔文的斗犬quot;，他从未完全接受其理论的这个特别的部分（见波尔顿，1896，第18章）。

    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达尔文本人所处时代的科学家和其他思想家认为他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是革命性的。在发表前夕的11月21日，英国植物学家休伊特·C．沃森写信给达尔文说，自然选择quot;具有所有伟大的自然真理的特点，它澄清了晦涩不明之处，简化了错综复杂的环节，并且极大丰富了以前的知识quot;。而且，尽管他提醒达尔文quot;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限制或修改你目前对自然选择原则的运用，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扩展这一原则的应用范围quot;。最后他告诉达尔文，quot;你是本世纪（即使不是所有世纪的）自然史中最伟大的革命者quot;。20世纪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恩斯特·迈尔，迈克尔·鲁斯，D．R．奥尔德罗伊德和格特鲁德.希梅尔法伯）现在也一直认为，科学中的达尔文革命确曾发生，而且达尔文的理论自1859年以来对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长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