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来很神气，其实整座住宅的面积才七十五平方米。由屏风隔出来的“容安馆”仅仅“容膝易安”而已。

    阿瑗常陪我到老燕京图书馆借书，然后又帮我裁书。因为那时许多书是老式装订，整张大纸折叠着订，书页不裁开；有些书虽经借阅，往往只裁开了一部分。

    阿瑗闲来无事，就读我案上的书。我对她绝对放任。她爱弹琴，迷恋着清华灰楼的音乐室，但燕京没有音乐室。我后来为她买了钢琴，她复学后却没工夫弹琴了。她当时只好读书，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传记、书信集等等，所以她改习俄语后，英语没有忘记。

    一九五四年春阿瑗复学。她休学一年，就相当于留一级。她原先的一级，外语学英语；下面的一级，从初中一年起，外语学俄语。阿瑗欠修四年半的俄语。我当初没意识到这点麻烦。

    清华有一位白俄教授，中国名字称葛邦福，院系调整后归属新北大。我于阿瑗开学前四个月，聘请他的夫人教阿瑗俄语。阿瑗每天到她家上课。葛夫人对这个学生喜欢得逢人必夸，阿瑗和她一家人都成了好朋友。我留有她用英文记的《我的俄语教师》一文。文章是经钟书改过的，没找到草稿。但所记是实情，很生动。

    钱瑗复学，俄语很顺溜地跟上了；不仅跟上，大概还是班上的尖子。她仍然是“三好学生”。“三好学生”跑不了会成共青团员。阿瑗一次回家，苦恼得又迸出了小眼泪。她说：“他们老叫我入团，我总说，还不够格呢，让我慢慢争取吧；现在他们全都说我够格了，我怎么说呢？”她说：“入了团就和家里不亲了，家里尽是‘糖衣炮弹’了。”

    我安慰她说：“你不会和家里不亲。妈妈也不会‘扯你后腿’。”阿瑗很快就成了团员，和家里的关系分毫没变。

    她一九五五年秋季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她的志愿是“当教师的尖兵”。我学我爸爸的榜样：孩子自己决定的事，不予干涉。钱瑗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她一辈子是教师队伍里的一名尖兵。

    钟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钟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的《唐诗选注》。

    钱瑗考取大学以后的暑假，一九五六年夏，随钟书到武昌省亲。我公公婆婆居住学校宿舍。钟书曾几度在暑期中请“探亲假”省视父母。这回带了阿瑗回去。

    大热天，武汉又是高温地区，两人回来，又黑又瘦。黑是太阳晒的，瘦则各有原因。钟书吃惯了我做的菜，味淡；我婆婆做的菜，他嫌咸，只好半饥半饱。爹爹睡觉不分日夜。他半夜读书偶有所得，就把健汝唤醒，传授心得。一个欠吃，一个欠睡，都瘦了。

    这时爹爹已不要求钟书“养志”（养志的弟弟携家侨居缅甸）。他最宠爱的是“女孙健汝”，钟书已是四十五十之间的中年人，父子相聚，只絮絮谈家常了。爹爹可怜娘寂寞，而两人很少共同语言。他常自称“拗荆”。我问钟书什么意思。钟书说，表示他对妻子拗执。我想他大概有抱歉之意。自称“拗荆”，也是老人对老妻的爱怜吧？

    钟书阿瑗回京，带给我一个爹爹给我的铜质镂金字的猪符，因为我和爹爹同生肖。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问是单给我一人，还是别人都有。他们说，单给我一人的。我就特别宝贝。这是在一九五六年暑假中。

    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间，钟书惦着爹爹的病，冒寒又去武昌。他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