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繁衍后代，这种现象其实和其他动物并没有什么不同。许多哺乳类动物在加入更好的群体，并获得更佳生活空间与更多食物之前，它们也会暂时延缓繁衍后代。我们在老鼠和猴子身上都能观察到相同的现象。即使是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她们以“性”换取金钱的行为，我们也能在其他动物当中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的场景32中有详细说明。

    除了上述的节育与性交易之外，生物社会对性行为施以制约也非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所有生活在大型群体里的鸟类或哺乳类动物都有其雌性与雄性应该遵守的群体规范，以及群体独有的道德标准。这些规则通常是由领导阶层的雌性或雄性所制定，同时并以其本身拥有的力量来强制执行这些规则。不仅如此，这些规则还能以教育方式广为传播。一般来说，群体中上一代的行为会对下一代的行为产生影响。而上述群体规则在动物社会当中（例如说，在人类社会中）可能引起的结果是，部分社会成员会企图采取某些方式以规避社会制约的力量。而最近一些以“父权”（paternity）为题的研究则显示，这些尝试规避制约的成员其实经常都能得逞。

    由于一般人根本还搞不清楚我们的行为当中究竟有多少行为是真正来自生物本能，因此很多人经常会把动物的生物性行为与文化性行为混为一谈。举例来说，我经常听到有人主张，如果没有文化的制约，生物指令（biologicalimperatives）最终将会导致长期伴侣关系和核心家庭的消失。但事实上，驱动人类的两性追寻长期伴侣并与伴侣共同养育子女的，是生物指令，而非社会规律。同样的，大部分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也因为相同的生物指令而表现出类似行为。对这些动物（或人类）来说，它们不需要任何宗教或文化规律来强迫它们建立家族。一切都是源于自然。相同的生物指令也会驱使某些个体（不论是鸟类、猴子或人类）将其长期伴侣视为终生的伴侣，并且终生对伴侣保持忠贞。对个体来说，能否终生都对伴侣保持忠贞，则要视伴侣的品质、个体所处的环境，以及可供接受的选择而定。同样的，不论对男性或女性（或其他雌性与雄性的动物）来说，上述的生物指令也会驱使他们经常预期或准备进行偶然发生的外遇行为。

    大致来说，外遇行为算是较罕见的行为，但这种行为也不需要任何宗教或文化上的驱动力。人类对外遇行为最大的抗拒力量主要来自个体的配偶，以及所有个体的配偶。这种抗拒力量不仅是在人类，即使是对其他哺乳类动物或鸟类来说，也是同样强烈。而这种生物性的制约力量则显示，即使没有来自文化的压力或是禁忌，外遇行为也不至于泛滥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从文化上来看，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外遇现象和许多鸟类社会的情形大致相同。上述社会对一夫一妻制都表示赞许，而对外遇则采取贬抑的态度。而人类社会的外遇情形要是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例如狨猿和长臂猿）比起来，可能人类还比这些灵长类动物更胜一筹。每个人类社会之间的外遇情况都不相同，但这些差异和社会制约力量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明显。有些社会对外遇行为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也有些社会对外遇行为虽不鼓励，但却能默许；而有些社会则甚至会将当事人（特别是对女性）处死。但不管怎么说，任何社会都有外遇现象存在，即使是在将外遇当事人处死的社会也不例外。这些社会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成员对外遇行为的保密程度，以及成员是否准备承认自己的外遇行为。对研究人员来说，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至今仍然不清楚人类不同社会之间的外遇行为的差异在哪里。

    生物指令与社会规则在现代人类社会当中如何发生交互作用？这实在是个引人入胜的题目。不过，我在这本书里对于社会规则的部分较少涉及。这并不是因为我想贬损社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