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布斯很欣赏我那样跟他直来直往，而不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说话最好小心点。”我脑筋没动那么快、想到那么多；我的反应很直接，想到就说。

    还有个家伙跑到我的办公室，要跟我谈哲学。我不大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他们想找我参加一个教授联谊会——这可是个反犹太的团体，他们认为纳粹并不那么坏。他努力解释犹太人做这、做那……。真是一派胡言！我等他把话说完，然后跟他说：“你晓不晓得你犯了个大毛病了：

    我就是生长在犹太家庭里的。”他出去了，从此我却对康奈尔大学人文科系的某些教授失去了敬意。

    这时候，我太太已去世，一切得重新开始，我希望能结交一些异性。而当时社交舞会很流行，康奈尔也不例外，特别是针对大一新生及旧生而设的舞会。

    我还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舞会。在罗沙拉摩斯期间，我已经有三四年没跳过舞了，甚至没什么社交。因此，我在这个舞会中卖力地跳。我想我跳得不错，从舞伴的愉快神情中，不难看得出来。

    我一边跳舞、一边跟舞伴闲聊，她会问问我的事情，我也反问几句。但当我想跟跳过舞的女孩子再跳一次时，我得到处找她。

    “你要不要再跳？”

    “不，对不起，我得透透气。”或者“哦，我要到化妆室去。”——都是借口，连续两三个女生都如此！我怎么了？我的舞艺太差了吗？我的人格低劣吗？

    我又找另一个女孩跳舞，大家重复同样的寒喧：“你是大学部的，还是研究所的学生？”很多学生看来年纪颇大，因为他们当过几年兵。

    “不，我是教授。”

    “呃？你教些什么？”

    “理论物理。”

    “你大概还研究过原子弹呢！”

    “是呀，战时我都待在罗沙拉摩斯。”

    她说：“你真是个该死的骗子！”就走开了。

    那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什么都清楚了，我跟每个女孩子说那单纯、愚蠢的实话，却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很明显，从头到尾我都表现得很有礼貌、自然又大方，有问必答的，一切都很美好；然后突然“呼！”的一声，什么都不灵了，一个个女孩都离我远远的，直到这个女孩说我是骗子之前，我真的是一头雾水。

    之后我便回避所有问题，效果便迥然不同了：

    “你是个新生吗？”

    “噢，才不呢。”

    “研究生？”

    “不。”

    “你是干什么的？”

    “我不要说。”

    “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我不想说……”——她们就一直跟我谈下去！

    结果那天晚上我带了两个女生到家里，其中一个告诉我，其实我用不着为了只是个大一新生而尴尬，有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也才刚开始念大学，这真的没什么关系。她们是大二生，都尽力发挥母爱，努力地给我心理建设；但我不愿看到这许多歪曲及误会；于是让她们知道我的教授身份。她们很生气，觉得被愚弄了，在康奈尔当年轻教授的那些日子里，我确实碰过不少麻烦。

    总之，我开始讲授数学物理课，也还开了一门电磁学，计划做些研究。战前当我在修博士学位时，我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用路径积分来做量子力学，还有一大堆题目想研究。

    但那时候，除了准备课程之外，我经常跑到图书馆去，读《天方夜谭》，偷看身边的女孩；而到了做研究时，我便无法专心工作。我觉得有点累，提不起兴趣，我无法做研究了！这种状况好像持续了好几年。记得有一次我在思考伽玛射线的问题，写了一两行便写不下去了。我深深觉得，由于战争以及其他事情——太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