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西那年，快到年终的时候，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

    他说日本即将举行一个理论物理的国际会议，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战前日本出过几位大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1907～1981）、朝永振一郎（1906～1979）以及仁科芳雄（1890～1951）等。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才是战后日本重新恢复生命力的第一个迹象；我们都觉得应该参加，以帮助他们向前迈进。

    惠勒在信中说，如果我们能先学一点日文会更好，他还附了一本军中使用的片语读本。我找到一个日本妇人为我矫正发音，自己也练习用筷子挟起纸屑，并且读了很多谈日本的书。当时对我而言，日本是个神秘的国度，我想，能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国家是件很有趣的事，因此我非常用功。

    抵达日本时，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东京一家由名建筑师莱特（Frank Lloyd right）设计的旅馆。这是一家仿欧式的旅馆，他们的欧洲风格彻底到连服务生都穿着全套的西方制服。感觉上，我们不像身处日本，简直就是到了欧洲或美国。带我们到房间的服务生走来走去，把百叶窗拉上拉下，等我们给小费——处处都是美国作风！

    我们的东道主什么都安排好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旅馆顶楼用餐，招呼我们的，是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菜单上写的还是英文。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学了一些日本话，所以晚餐快结束时，我跟女服务生说：“コ——ヒ——を持てきて下さぃ。”她鞠了个躬，然后出去了。

    我的朋友马夏克叠声地问：“什么？什么？”

    “我在说日本话”，我说。

    “噢，你这骗子！你在乱开玩笑，费曼。”

    “你什么意思？”我一本正经。

    “好吧！你刚才在说什么？”他说。

    “我请她给我们咖啡。”

    马夏克不相信。“我和你打赌，”他说：“如果她端咖啡进来……”

    女服务生端着咖啡出现，马夏克输了。

    原来，我是唯一学了点日文的人，连要我们学日文的惠勒教授自己都没花工夫学，我简直受不了。我读过一些关于日本旅馆的资料，日本式的旅馆应该和我们住的这家大不相同！

    第二天早上，我请那个为我们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房间来。我说：“我想住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馆里。”

    “费曼教授，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在书上读到过，日本人都很客气，但也非常固执；你必须不断地下工夫。所以我决定要像他们一般顽固，而且一样的客气。这是一场心战，我们反反复复磨了半小时。

    “为什么你要改住日式旅馆呢？”

    “因为在这家旅馆里，并不能感觉到自己身在日本。”

    “日式旅馆不好，你要睡在地板上。”

    “我就是想这样，我要尝尝看那究竟是什么滋味。”

    “而且那里没有椅子，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上。”

    “没关系，这样很好，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

    最后，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馆，巴士要绕道接你去开会。”

    “不！不！”我说：“早上我会自己来这家旅馆搭车。”

    “好吧，好吧，这样就没问题。”结果就那么简单，只不过要花半个小时才能谈到真正的问题。

    他正要走到电话旁，打电话给另一家旅馆，却又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事情又触礁了。我又花了十五分钟才搞懂，这次问题出在邮件，万一会场有什么函件要传过来呢？

    他们早已在这家旅馆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没关系，”我说，“早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