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附近市立大学教科学的老师跑来，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学校演讲，酬劳是50美元。我告诉他，我担心的不是钱：“你说是‘市立’大学，对不对？”

    “不错。”

    我想到以往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往往需要应付一大堆例行文书程序，便笑起来，说：“我很乐意做演讲，但是有一个条件，”——我故意卖个关子，再继续说下去——“就是我最多只会签13次名字，而且那还包括兑支票时签的一次！”

    他也笑起来了：“13次！没问题。”

    开始进行了。首先我要签署一份文件，说我确实忠于政府，否则就不能在市立大学里面演讲，而且我要签两次。

    接下来，我要签一份愿意放弃什么权利之类的东西——记不清楚了，是给市政府的。不多久，签名的数目就开始增加。

    此外我又要签一份文件，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教授。

    当然，由于这是市政府的事，他们要确保主事者不会偷偷地找自己妻子或朋友来演讲，甚至根本拿了钱不请人来演讲。他们要保证很多事情，签名次数便一直增加了。

    起先笑起来的那位老师也紧张起来，但最后刚刚好，我刚好签了12次，剩下一次可以用来签支票；于是我就到他们学校履行诺言。

    几天之后，那位老师把支票带来给我，但他额角冒着汗；因为除非我先签一张表格证明我真的做了演讲，否则他就不能把支票给我。

    我说：“如果我签了这张表格，我就没法兑现支票了。

    你也在场，演讲你也听了，为什么你不能签？”

    “先生，”他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

    “不。我们一开头就讲好这样安排的。那时我们没想过真的会到13次，但当时我们双方同意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坚持到底。”

    他说：“我已经很努力，问过很多人了，什么方法我都试过了；但他们都告诉我没办法，你不签这表格就没法拿到支票。”

    “无所谓，”我说：“我只签了12次名，演讲也讲了，我可以不要那笔钱。”

    “但我很过意不去。”

    “没关系，我们讲好的，不要担心。”

    第二天他打电话来：“他们不能不给你那笔钱！款项已编列出来，他们非把钱给你不可！”

    “好吧，如果非这样不可，就让他们把钱给我吧。”

    “但你要在表格上签名。”

    “我不签那表格！”

    他们全被卡死了。在他们系统里，像这样的一笔钱——该付给这个人却因为他不肯签名而无法付——简直无法处理！

    最后，事情终于摆平了。过程拖了很久，也很复杂。

    总之，我用我的第13次签名把支票兑现了。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出远门时我总会很大意，记不得邀请我的人的地址、电话，甚至任何跟东道主有关的事情。

    每次我都以为会有人来接我，或者同行的人很清楚我们要往何处去。不过事情也往往会化险为夷。

    1957年间，我去北卡罗莱纳大学参加一个讨论重力的研讨会。我的责任是以另一门物理专家的身份来讨论重力物理。

    由于我无法参加第一天的会议，因此当我从飞机场走出来时，已经是会议的第二天了。我走到叫出租车的地方，跟那人说：“我要到北卡大学。”

    “你说的是哪一所，”他说：“在瑞阿里的北卡州立大学呢，还是在教堂山的北卡大学？”

    不用说，我完全搞不清楚。“它们在哪里？”我问，心想这所跟那所的位置应该很接近。

    “一家在北方，另一家朝南走，路程都差不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