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宿舍，我尽其所能、很仔细地写下在我心目中“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大概是指些什么，我又举了几个我猜是跟我们主题有关的例子。例如在教育中，我们总是造成更多的差异。如果有人在某方面很行，我们的教育制度会帮他发展这方面的才能，结果造成差异，即不平等。这是合乎道德的作法吗？我再举了几个例子之后，说虽然“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一大问题，因为世界确实很复杂，使得学习十分困难；可是就题目本身来说，我不明白知识的支离破碎，跟教育的平等之道德问题有什么关联。

    第二天，我在会议上提出我的论点，他们说：“是的，费曼先生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我们应该加以讨论；我们暂时把这些观点存档，以后再讨论。”他们全搞错了。

    我在尝试把问题定义清楚。研讨会之所以开得毫无头绪，主要是因为他们连题目都没有明确地界定，因此大家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会中有一个社会学家写了一篇我们都要读的论文，他来开会之前就写好了、我一读他的文章，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我根本看不懂他在写些什么！我猜那是因为我没有读完书单上的书。我感到很不安，觉得自己“不够格”，但最后我跟自己说，“停下来，慢慢地把一句话读完，好好弄清楚到底它说的是什么鬼东西。”

    于是我停下来——随便地停——仔细读那句话。记不清它的原文了，但跟这很接近：“社会区域的个体分子常常透过形象化的、符号化的渠道获得信息。”我反复地读，把它翻译出来。你可晓得它是什么意思？“大家都阅读”！

    再读下一句，发觉那一句也可以翻译出来，整篇文章便变得空洞万分了——“有些人阅读；有些人听收音机”

    之类；只不过他用些很华丽的包装，因此一开头根本看不懂。等我终于把它翻译出来之后，发现它根本什么也没说。

    会议中只有一件还蛮有趣的事。会议上每个人说的话都是那么重要，重要得他们安排了个速记打字员在那里，把每句话记录下来。会议的第二天，速记员跑来问我：“你的职业是什么？一定不是个教授吧。”

    “我就是个教授。”我说。

    “哪一方面的教授？”

    “物理——科学方面。”

    “噢！这就是原因了。”他说。

    “什么的原因？”

    他说：“你看，我是速记员，我把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但他们说的我全都听不懂，而每次你站起来问问题或者说些什么，我却能完全明白你说些什么。因此我原本以为你不可能是个教授！”

    会议期间有一次聚餐，餐宴中有位神学院长发表演说。

    他看来人很好、很“犹太”，演说讲得很好、很有技巧。

    因此虽然现在回想，觉得他说的话很荒谬，但当时他的论点都很清楚和正确。他谈到各国福利分别很大，因此构成嫉妒、进而引起冲突；现在我们又制造了原子武器，一发生战争我们就完蛋。因此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减少各地的差异，迈向和平；而由于美国拥有这么多资源，我们应该把东西送给其他国家，直到均富状态。大家都留心倾听，充满了牺牲之情，觉得确实应该这样做。但还没有回到宿舍，我就醒过来了。

    第二天，我们小组有人说：“我觉得昨晚那场演说很好，我们应该全力支持它，它应该成为我们研讨会的总结论。”

    我说，把资源平均分配的想法，乃是基于世界上资源有限的理论，而不知怎的好像我们从穷困国那里掠夺了很多东西，因此应该送回去给他们，但这个理论并没有考虑各国出现差异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是：发展生产食物的新技术、新机械，以及用来做很多事情的新机械；而发展这些新事物的先决条件，是聚集资金。重要的是制造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