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曼教授吗？”

    “嘿！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来烦我？”

    “我想你会很高兴知道你得了诺贝尔奖。”

    “是，但我在睡觉！如果你等到早上再打来告诉我，不是更好吗？”我把电话挂断。

    太太问：“那是谁呀？”

    “他们说我得了诺贝尔奖。”

    “唉，理查德，到底是谁呀？”我常开玩笑，所以她学聪明了，从不上当，但是这回被我逮着了。

    电话又响了：“费曼教授，你有没有听说……”

    极失望地说：“有。”

    然后我开始想：“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一切就此打住？

    我不要这些麻烦事！”第一件事是拔掉电话线，因为电话一通接一通进来。我想回去睡觉，但发觉再也睡不着了。

    我下楼到书房去想：我要怎么办？也许我不要接受这个奖了。然后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根本不可能那样做。我把电话重新接好，电话铃声立刻响起，是《时代周刊》的记者。我告诉他：“听着，我有麻烦了，所以你不要公开下面这段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摆脱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不去接受这个奖？”

    他说：“先生，我恐怕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会比你乖乖领奖惹来更多麻烦。”显然如此。我们谈了十几二十分钟，内容还蛮精彩的，他后来也没有把这一段披露出来。

    我向这位记者道谢，把电话挂断。电话立刻又响起，是报社记者。

    “好的，你可以来我家，没关系，好的，好的……”

    其中有一通电话是瑞典领事馆打来的，他打算在洛杉矶办一场招待会。

    我觉得既然决定领奖，就得忍受这些麻烦了。

    领事说：“列一张你想邀请的贵宾名单，我们也会列一张贵宾名单，然后我会到你的办公室去比对两张名单，看看有没有重复，然后再拟定邀请名单……”

    于是我拟了一张名单，大约有８个人——住在我对街的邻居、我的艺术家朋友左赐恩等等。

    领事带着他的名单来我的办公室：加州州长、这个长、那个长、石油大亨、某女演员——加起来有 300个人！不用说，两份名单一点都没重复！

    然后，我开始有点紧张。一想到要和这些权贵显要会面，就害怕。

    领事看到我在担心。“噢，别担心，”他说：“他们大多数都不会来。”

    这下可好，我从来没有安排过像这样的宴会：邀请的来宾是你预期不会来的人！我不要向任何人打躬作揖，让他们有幸受邀，同时又能拒邀，这真是太蠢了。

    那天回家时，我觉得懊恼极了。我打电话到瑞典领事馆说：“我再想了一下，我就是没法忍受这个接待会。”

    他很高兴，说：“你说得对极了。”我想他跟我殊途同归，他大概想的是“要为这呆子筹办宴会，真是麻烦透了。”结果每个人都很开心：没有人想来参加接待会，包括得奖的贵宾，主人更是乐得轻松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有心理调适的困难。你知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一直对皇室和伪君子不以为然（他从事卖制服的生意，很清楚同样一个人。穿上制服和卸下制服有什么差别）。事实上，我一辈子都对这类事情冷嘲热讽，因此我有很强烈的感觉，我不可能泰然自若地走上台去觐见瑞典国王。我知道这很孩子气，但是我的成长经验就是如此，所以这会构成问题。

    别人告诉我，瑞典有个规矩，就是领完奖以后，要从国王面前倒退着走回自己的位置，不能转身。于是我告诉自己：“好吧，看我修理他们！”于是我在楼梯练习倒退着跳上跳下，打算藉此显示他们的规矩有多荒谬。我心情恶劣的很！当然，这种行为十分幼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