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晓得自己在打些什么，只不过随意弄些有节奏感的声音出来而已，但我因此就有点名气了。

    罗沙拉摩斯的每个人都知道我喜欢打鼓。

    战争结束后，我们全都要回到“文明世界”中去了，罗沙拉摩斯的人便笑我说，从此我就没法打鼓了，因为那太吵了。也因为我快要到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当个有威严的教授，我便把在罗沙拉摩斯期间才买来的鼓又卖了。

    接下来的暑假，我必须回到新墨西哥州去完成一些报告，在那里又看到那些鼓。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又去买了一个鼓，我想：“这鼓带回去，只是为了随时可以看看它而已。”

    我在康奈尔住在一个小公寓中。我把鼓放在那儿，完全作观赏之用。但有一天，我真的手痒了，我跟自己说：

    “这样吧，我就很轻很小声的……”

    我坐下来，把鼓放在两腿之间，用手指轻敲：卜卜卜，卜度、卜。然后又敲了几下，声音更大——毕竟这对我是很大的诱惑呢！我又更用力一点，最后电话铃声响起来。

    “哈罗？”

    “我是女房东。是你在那里打鼓吗？”

    “是，很对不——”

    “很好听呢。我能不能到你那里好好听清楚一点？”

    从那时起，每次我开始打鼓、女房东就会跑来。我重新获得自由了，从此我就经常打鼓，快乐得不得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认识了一位来自比属刚果的女士，她送了我一些民族音乐的唱片。在当时来说，这类唱片是很稀罕的，全是些瓦图西（usi）及其他非洲部落的鼓乐。我真的很崇拜那些瓦图西鼓手，也经常试着学他们的打法——我没法打得很像，只不过希望听来相似而已——但因此我也发明了很多其他的节奏。

    有一个晚上，已经是深夜了，活动中心里没几个人。

    我拿起一个垃圾桶，把它翻过来敲打。楼下有个人跑上来说：“嘿！你会打鼓！”结果发现他是个打鼓高手，后来他还教我桑巴鼓。

    音乐系里有个家伙搜集了很多非洲音乐，我经常跑到他家打鼓。他替我把鼓声录下来，然后在他举行的聚会上，玩他称之为“非洲抑或是绮色佳？”的游戏。他会播放一些鼓乐，其他人就猜猜看音乐是“非洲制造”还是“绮色佳的土产？”由此可知，我那时候摹仿非洲音乐一定学得蛮像的。

    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我经常到落日区闲逛。有一次，在一家夜总会里来了一个阿尔及利亚的鼓乐团。领队的是个大块头，名字叫尤哥努。他们只表演打击乐，表演精彩极了。他们的副领队对我特别好，还邀请我上台跟他们一起表演。于是我上台跟他们一起玩了一下。

    我问尤哥努收不收学生，他说收；于是我就到尤哥努住的地方——靠近世纪大道，就是后来发生暴动的地点——跟他学打鼓。我们的课上得很没效率：他经常拖拖拉拉，跟其他人讲话，又被各种事情打断。但如果进行顺利时，我就学到很多东西，很令人兴奋。

    在尤哥努家附近的舞会，很少有白人参加，但事实上，那时的气氛较今天还比较轻松。有一次他们举办打鼓比赛，获得的名次并不怎么好。他们说我的鼓声“知识分子味太浓”了，而他们的鼓声则比较有韵律感。

    有一次，我接到一通语气严肃的电话。

    “哈罗。”

    “我叫托鲁布烈治（trowbridge），是理工学校的校长。”理工学校是一家很小的私立学校，位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对街。托鲁布烈治继续用他那正式的声音说：“这里有你的朋友，想跟你说话。”

    “好吧。”

    “哈罗，狄克。”是尤哥努！原来理工学校校长只是装的，他并不那么严肃，事实上还幽默得很。尤哥努正在这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