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政府的抗暴行动，进入本世纪（二）后，东汉政府除了继续采取高压政策外，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使政治清明，这自然办不到。于是羌战从小的冲突，逐渐扩大为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向中国本部心脏地区蔓延，直抵首都洛阳近郊。

    我们将扩大后的重要羌战，摘要列为下表：

    由上表可看出羌战的扩大情形，不但向东方中国本部推进一千余公里，而且每次战役，死亡人数都达数万之多，可推测参加战斗的兵力，当数倍或数十倍于此。羌民族已由消极的挣脱贪官，反抗暴政，进而发展到对汉民族全体仇视。不过，虽然如此，那个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本质上仍是单纯的官逼民反。因为政府官员贪残凶暴的对象，一视同仁，并不分什么羌民族汉民族。如一一五年，先零部落攻入益州（四川），东汉政府的大将尹就率军围剿，对汉民族同样奸淫烧杀，以致民间有两句可哀的口号：“强盗来了还可活，尹就来了定杀我。”尹就只不过一次小小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发生战斗，给人民的伤害已如此惨烈，其他较大战役下的人民遭遇，使我们不忍想象。战争所到的地方，手无寸铁的善良农民或牧人和他们的家禽，同遭屠杀。整个西部中国，千里一片荒凉，白骨遍野，看不到煮饭的炊烟。幸而残存的人民，无论是羌是汉，饥饿使他们堕入吃人惨境。宰相邓囗甚至主张放弃纪元前二世纪死人千万，从匈奴汗国手中夺到的凉州（河西走廊），可看出当时官员的颟顸和情势的严重。

    连绵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巨大民变，因羌民族人口太少，惨重的伤亡使他们无以为继，有些部落几乎灭绝。到了一六九年，终于在东汉政府高压手段下屈服。高压政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包括撬开了东汉王朝覆亡的墓门。

    三外戚政治的重演

    羌战扩大声中，外戚政治再度在东汉中央政府形成。

    外戚政治于纪元前一世纪，曾导使西汉王朝灭亡。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宣称西汉王朝的中兴，但他却没有能力采取有效行动以防止外戚政治的复活，反而走来走去，仍然走到外戚政治的断桥上。

    东汉王朝执政人物可分别为三种：外戚、士大夫、宦官。外戚是古老力量，士大夫和宦官是新兴力量。这三种人物互相斗争，构成东汉王朝全部宫廷政治史。”我们用下表说明他们在斗争中的关系位置（皇帝下加上者，表示他并非前任皇帝的儿子，因前任皇帝没有儿子或其他缘故，由旁支坐上宝座。）

    东汉王朝皇族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皇帝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不过十八岁，最小的还抱在怀里喂奶，这个现象使外戚政治的重演，不能避免。皇帝既然幼小，当母亲的皇太后自然成为权力中心。儒家学派意识形态和多妻的宫廷制度下，皇后很少跟别的男人接触，仓促间掌握全国最高的权力，必须面临着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动，作最后决定，她的能力和心理状态，都无法适应。犹如赤身露体忽然被抛到街上一样，她恐慌而孤单，唯一可靠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为她根本不认识他们，而是她平日可以常常见到的家属，她没有选择，只有这些人她才相信能够帮助她解决问题。

    从上世纪（一）末叶，年仅十岁的第四任皇帝刘肇即位时，他的嫡母窦太后就依靠她的兄长窦宪。进入本世纪（二），一连串的娃娃皇帝出现，更加强这种趋向。第五任皇帝刘隆登极时只三个月，他的嫡母邓太后依靠她的兄长邓囗。第六任皇帝刘枯登极时只十三岁，他的伯母邓太后继续依靠她的兄长邓囗。每一外戚，都是如此在政府中冒出来。

    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础，所以外戚自己也尽力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以造成非实行外戚政治不可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