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儒家学派主流——道学（理学）的大本营。

    和学校教育配合的是图书，中国历代政府都设有藏书机构。宋政府的藏书机构是崇文院，即国立图书馆。国立图书馆包括四个单位，称为“四馆”，即“昭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院秘阁”。昭文馆负责搜集和保管图书，集贤馆负责对藏书校正错误，史馆负责搜集史料和编写史书，崇文院秘阁负责保藏特别珍贵的书籍和名画。图书最多时达七万三千卷，约七亿三千万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当然很小，不过非法外流的数目很多，如管理人员私相授受，甚至偷窃而去，但对知识传播，却有贡献。

    国立图书馆在宋政府另有一种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宰相）的候补人才储备所。“四馆”里的供职官员，在术语上称为“馆职”，全由具有儒书丰富知识的人选担任。一旦担任馆职，就等于确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为新进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然而，国立图书馆最大的贡献，是它编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类书”。类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丛书，即把千百种图书所包括的相类似的事件，编纂在一起。读者如果需要某一类的资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种图书的艰苦。

    四大类书除了能够提供学者同类事件丰富的资料外，还为中国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原书多达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其中百分之八十八，即一千五百种以上，都已失传。完全靠这部类书，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们的内容，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勋绩。——

    文化普及有赖于图书普及，图书普及有赖于进步的印刷术。古代图书，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纪，木刻版兴起，寺庙和尚最初用来雕刻佛经——宗教信仰始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动力之一。上世纪（十）时，士大夫才用来雕刻儒家学派的经典。到本世纪（十一），雕刻技术突飞猛进，业务蒸蒸日上，遂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手工艺行业，大小工厂林立。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图书，像上述的四部类书，就要送到这些地方雕版。除了政府刊行图书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间也大量刊行图书，书店业由是应运而生，图书由珍藏秘宝，逐渐变成普通商品。

    ——本世纪（十一）四十年代时，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的毕异，曾发明活字版。他在胶泥上刻字，用火烧铸，使它变硬，形状跟近代的铅字一样，排版的方式也相同，这是中国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推广，只昙花一现便消失了。可能是农业社会的静态需要量，还没有多到手刻版来不及供应的程度。

    五宋词

    中国文学在第八、第九两世纪唐王朝时代，以诗的创作，有辉煌的成绩。但中国诗有先天的缺点，即字数句数和韵脚，限制太严，又由于方块文字运用困难，所以无法发展出来像希腊和《奥德赛》那种海洋般的长篇史诗。绝大多数的诗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数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达更复杂的感情和作更复杂的叙述。同时因为音乐的普及，于是，一种新的形式兴起，最初称之为“诗余”、“长短句”，这是最恰当的称呼，但中国古代习惯使用单音节，所以又改称为“词”。

    词是诗的解放，无论字数句数和韵脚，大都比诗所要求的尺度为宽，而且比诗更适于歌唱。所以每首词都有一个固定的雅丽名称，以标出它的音乐性质。诗人只要选择词调之后，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笔，就立刻成为一首歌曲。词的歌唱法，很久以来，已经失传。不过我们认为，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不见得有很高的音乐价值。

    ——词律最讲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声与清浊，苏轼作词往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