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宁夏巡抚）党馨，是一位标准的小官僚。严冬已深，而军中冬天的衣服装备和冬季的粮饷，仍扣留不发。战士们向将领请愿，将领们向党馨请愿，并且婉转地向党馨建议，假如不能现在马上发，那么，把从前积欠的粮饷先发也可。党馨严词拒绝，他的理由是：“这种动不动就向上级请愿的作风，不可以鼓励。”有人暗示他，这样做可能激起兵变。党馨冷笑说：“难道他们不怕全家砍头吗？”战士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冻饿至死，一是叛变。他们选择叛变，拥护(口孛)拜起兵。当党馨发现竟然有不怕全家砍头的勇士时，他慌了手脚，逃到水洞里发抖，但仍被搜出杀掉。

    抗暴行动最后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抗暴不止。

    五倭寇

    当全国抗暴蜂起之际，东南地区发生倭寇的灾难。

    倭寇，即日本海盗。

    倭寇对中国的伤害，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上世纪（十四）末叶到上世纪（十五）三十年代，是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侵犯，第二阶段，从本世纪（十六）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恰是明王朝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在位期间），则是中国明政府官员贪污和政治黑暗召来的外侮。

    十四世纪末叶，浙江省反抗蒙古人统治的革命领袖方国珍的势力，虽然被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并吞，但他的若干部属，跟日本的海上亡命之徒勾结，在沿海劫掠不息。朱元璋简单的头脑无法处理广阔的海洋上的事务，于是他下令“一片木板都不准出海”，禁止中国渔民们捕鱼，而且把沿海渔民和船户，统统编入军籍，改做战士。这种作法只能伤害民生，不能根绝海盗。适逢十四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南北朝结束，南朝被并，一些不肯向北朝屈服的巨僚，向中国发展，也加入了海盗行列，声势就更浩大。

    上世纪（十五）初，明王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改变闭关政策，一面准许日本跟中国作正规的贸易，一面加封日本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请他加强海禁。足利义满虽然拒绝日本国王的封号，但对正规贸易感到满意，所以对骚扰中国的海盗，严厉剿捕，沿海社会秩序遂渐渐恢复正常。

    日本这时已十分中国化了，处处模仿中国，但中国对日本却一直像瞎子一样茫然不知。甚至到了十八世纪，还不知道日本有一位万世一系的天皇，而总是把他的征夷大将军（幕府）或最高执政宫（关白）当作国王。

    中国沿海保持八十余年的平静，然后进入第二阶段。

    一五二三年，日本两个商船队，一队由宗设率领，一队由瑞佐率领，先后到达当时中国东方最大的港口宁波（浙江宁波）。宗设先到，瑞佐后到。依照中国规定，商船到达后，由市舶司（海外贸易管理处·海关·招待所混合机构）检查报税，并设宴款待。先到的先检查，坐上座；后到的后检查，坐于次位。瑞佐后到，当然后检查和坐于宗设之下。可是，明政府是一个无微不至的贪污集团，瑞佐的一个翻译人员宋素卿，把重贿送给市舶司的主任（市舶太监）赖恩（市舶司首长是一个贪污的最好位置，所以由皇帝直接派宦官担任，合法的收入呈献皇帝，非法的收入下宦官腰包），于是，赖恩就先检查瑞佐的货物，并在宴会时请瑞佐高高上座。宗设气得暴跳如雷，要殴打瑞佐。赖恩袒护瑞佐，更暗中帮助他准备军械。宗设无处申诉，就攻击瑞佐所住的旅社，瑞佐抵抗不住，向城外逃走。宗设追击，沿途烧杀，夺船出海回国。

    明政府的反应不是检讨错误，而是认为一切罪过都由于贸易，就把市舶司撤销，一些高级官员坚持这样作才能发扬中国的国威。

    问题是，政府主持的贸易机构虽然撤销，但贸易不会停止，只不过由政府转到了民间。日本商船队到达后，改由当地的富商出面招待，作为代理店。最初双方合作得十分融洽，久而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