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吉所录。”（《传习录栏外书》卷中）不知何据。但钱德洪中卷序未提《立志说》和《训蒙大意》，也未必可作为南大吉原刻本所收篇目之证据。比较诸本，笔者较同意日本学者大西晴隆的推断，即唯蔡汝楠校刻本保持了南大吉初刻本的原型，其他诸本均为南本之改编本或续补本（参见日本明德出版社《王阳明全集》第一卷《解说》）。事实上，自嘉靖三年南大吉刻本行于世后，确有不少学者对其作过校正改编。如嘉靖七年，聂豹、陈九川就对“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于闽”（《聂双江先生文集》卷三《重刻传习录序》）。故阳明弟子王宗沐谓：“录阳明先生语也，四方之刻颇多。……（万历年间）沐乃请于两台合续本凡十一卷，刻置学宫。”（《传习录诸序》，日本硕水文库藏钞本）正因为各种版本相互混杂，从而使钱德洪在重编时，也无意中把改编本当作了原刻本。而后世又以钱序为据，以致错上加错。

    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十一月，钱德洪、王畿赴广信奔阳明师丧，讣告同门，收录阳明遗言。三年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钱“择其切于问正者，合所私录，得若千条”（钱德洪下卷跋）。然当时“未敢示人，不意为好事者窃录”（《阳明全书》卷三十六钱德洪《论年谱书》）。嘉靖十三年，德洪主试广东，其录已入岭表。书未遂（见《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十《钱绪山行状》）。嘉靖三十三年，同门曾才汉得钱氏手钞本，复傍为采辑，名曰《阳明先生遗言录》，刻行于湖北江陵〔七〕。后德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今安徽宣城一带）之水西精舍”（下卷钱德洪跋）。《传习续录》嘉靖三十三年间东刻本卷首所载钱德洪序亦有此事之记载，但时间和过程有异。序云：“洪在吴（今苏州）时……复采陈惟浚诸同志所录，得二卷焉，附为《续录》，以合成书。适遭内艰，不克终事。去年秋（嘉靖三十二年），会同志于南畿，吉阳何子迁、初泉刘子起宗，相与商订旧学。谓师门之教，使学者趋专归一，莫善于。于是刘子归宁国，谋诸泾尹丘时庸，相与捐俸，刻诸水西精舍。”（转引自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下卷）

    嘉靖三十五年，钱德洪游于湖北蕲春崇正书院，又应沈宠之请，“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去。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下卷钱德洪跋）。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和大西晴隆《王阳明全集》第一卷《解说》，皆以“易中卷”为易今本之中卷，此说笔者不敢苟同。

    第一，钱德洪在《传习续录》序里明确说，嘉靖十四年在吴时，已将南大吉所录中卷易为问答语。因而不可能在二十一年后再易中卷为问答语。

    第二，钱德洪跋语所谓“复取逸稿……增刻之”，指的是增刻《传习续录》，而非指增刻今本三卷，故所谓“中卷”只能是《传习续录》之中卷。

    第三、跋语明确说，逸稿中有《文录》既载者，皆删去。可见在钱所得阳明遗言里，有与《文录》重复的论学书。钱也许删去了既载者，而易其他论学书为问答语。

    第四，钱《传习续录》序谓“复采陈惟浚诸同志所录，得二卷”。后跋语又谓“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一卷”。故《传习续录》当为三卷〔八〕。所谓“易中卷为问答语”，显然是指该三卷中之一卷。

    嘉靖三十三年所刻的《传习续录》与嘉靖三十五年“补遗”的部分，即今本之下卷。收有陈九川、黄直、黄修易、黄省曾、黄以方及钱德洪所录一四二条语录，其中第一条至一一五条是《传习续录》，第一一六条至一四二条是“补遗”部分。下卷内容比前两卷博杂，且没有像前两卷那样经过阳明的亲自审阅。钱德洪担心这会使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