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布尔——到住在位于亚洲城区的埃伦寇伊亲戚家或博斯普鲁斯沿岸伊斯亭耶镇的其他亲戚家——看望母亲。这些看望并不让人难过：感觉像在历险。有哥哥做伴，我认为他能应付一切危险。我们造访的房子或雅骊别墅都住了母亲的远近亲戚，这些慈悲的老姨妈和浑身毛茸茸的可怕舅舅们亲完我们、掐完我们的脸颊，给我们看他们家吸引我们注意的任何怪东西——我曾以为城里每个西化家庭都有的德国晴雨表（一对身着巴伐利亚服装的夫妻，依据天候的冷暖进出他们的家），或是每隔半小时绕轴转动、突然缩进笼里自动报时的布谷鸟钟，或者回应机械鸟而高声鸣唱的真金丝雀——之后，我们便去母亲的房间。

    透入窗内的一大片灿烂海洋以及美丽的光线令人目眩（或许这是我一向喜爱马蒂斯南向窗景的原因），使我们悲伤地想起母亲离开我们到这陌生美丽的地方，但我们放心地发现她的梳妆台上摆着我们熟悉的东西——同样的镊子和香水瓶，同样的发梳，梳背的漆半剥落，还有空气中飘荡着的，她那无比的香气。我记得每个细节：她如何把我们轮流放在腿上，热烈地拥抱我们，她如何跟我哥哥详细指示如何

    应对进退，去哪里找我们下回过来给她带的东西——母亲向来喜欢下达指示。她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看着窗外，对她的指示毫不理会，只等轮到我坐在她腿上。

    某回在母亲消失期间，父亲有天带个保姆回来。她个头矮小、皮肤苍白，一点算不上美，胖胖的，总是面带笑容。她照管我们的时候用一种似乎颇感自豪的自以为是的派头跟我们说，我们要像她一样听话。跟我们在别人家看见的保姆不同，她是土耳其人，这使我们大失所望，待她从不友善。我们知道的保姆多是新教派的德国人，而这位保姆对我们来说毫无威性，她会在我们打架时说:“乖一点，安静点，拜托，乖一点，安静点。”我们在父亲面前模仿她时，父亲总是呵呵笑。不久，这位保姆也消失了。多年后，在父亲的几次消失期间，当我和哥哥打得你死我活、母亲着实发火的时候，她就会说出“我要走了！”或是“我要从窗口跳下去！”之类的话（有回甚至把她的一条美腿跨出窗沿），却都无济于事。但每当她说“你爸就可以把别的女人娶回家了！”我想像中的新妈妈人选不是她一时愤怒下冲口说出名字的女人之一，而是那位苍白、丰满、好心、困惑的保姆。

    由于这些戏都在同一个小舞台上演，而且因为（我后来猜想每个真实的家庭都是这样）我们几乎总是讲同样的事情，吃同样的东西，即使争执也能够死气沉沉（日常生活是幸福的源泉、保证，也是坟墓!），因此我开始对这些突然的消失表示欢迎，借以免除可怕的无聊之咒。跟母亲的镜子一样，这些消失是有趣、令人迷惑的毒花，为我打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它们带我进入一个黑暗之地，使我记起自己，并使我恢复我曾试着遗忘的孤独，因此我没为这些消失浪费什么眼泪。

    这些口角大多在餐桌上开始。然而后来，在父亲的“1959欧宝”里吵起架来更是方便，因为要让交战双方从一辆快速移动的车子里抽身而出，比要他们离开餐桌难度更高。有时我们展开一场计划了好几天的开车旅行，或只是沿博斯普鲁斯海岸行驶，离开家门不出几分钟便会爆发口角。这时哥哥和我便打起赌来：过第一座桥或是过第一个加油站之后，父亲会突然刹车，把车掉头，然后（像个怒气冲冲的船长把船货运回原产地）把我们送回家，自己再开车去别处。

    早年有一回争吵，由于具有某种诗意的庄严，而对我们产生了深刻影响。某天傍晚在我们位于黑贝里亚达的避暑别庄吃晚饭时，父母两人都离开了饭桌（我喜欢这件事发生，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希望怎么吃就怎么吃，用不着听从母亲制定的规矩）。哥哥跟我坐在餐桌前盯着我们的餐盘好一会儿，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