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是文章写得好，不一定是学者。有些人文章写得好，如果和他讨论某一学问思想，如谈经济学、心理学等等，他就不懂了。曾经有 一次，各种专家学者和某大文豪在一起闲谈，那位大文豪听得不大耐烦，就问科学家说：“你说电脑好，电脑会不会作诗？”使在坐无人答话。当然那位科学家也不好怎么答，我出来代他答了，我说电脑也可以作诗，不过作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一二三四五，东西南北中”，也未必不是诗。抗战期间的汽车常抛锚，就有人改了古人一首诗加以描写道：“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那也是诗，一个文人，光是文章好，没有哲学修养，不懂科学，毛病就大了。所以光“兴于诗”还不行，要“立于礼”，立脚点要站在“礼”上，这个“礼”就是《礼 记》的精神，包括了哲学的思想与科学的精神。“成于乐”，最后的完成在乐。古代孔子修订的《乐经》，没有传下来，失传了。《乐经》大致是发挥康乐的精神，也就是整个民生育乐的境界。

    愚民政策

    讲了孔子教育的方法、目标与内容以后，下面所说的一节，是另一个问题了。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打倒孔家店，这句话也是孔子的“罪状”之一。照字面上讲，“民”就是一般人，老百姓。“可使由之”，叫他做就是了。等于军队下命令，目标正前方，距离若干，限几分钟到达。只下命令叫他去。“不可使知之”，不可以叫他知道理由，绝对的服从。到了民国以来，“五四运动”前后，有好几个人改这两句话。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说，孔子绝对民主，古人对这两句书，圈点句读错了，应该是“民可使，由之。”老百姓各个知识都高了，可以公开选择投票，给他们政治自由。“不可使，知之。”老百姓还没有到达水准，“知之”，教育他，训练他，先使他知。改得好像是非常好。

    但又有人不同意，说康、梁的句读也错了，应该是“民可，使由之。”看看这个社会、老百姓可以民主了，给他民主。“不可，使知之。”看看老百姓还不可以民主的时候，“使知之”，要教育他。但不管他们怎样圈点，反正都是好心帮我们孔夫子的忙，都是主张孔子是绝对民主，不要打倒孔家店，不必要乱批评。但在我个人，早年也认为他们这样圈来圈去有道理。现在老了，有时脑子很顽固，认为不必要另外圈点，就是原来那个样子。事实上对于一般人，有时候只可以要他去做，无法教他知道所以这么做的原因，这是我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来的。到今天为止，我是这样的看法，也许明天更聪明一点，再改变也说不定。不过到今天为止，据我所了解，有些人如果要他去做事，先把一切计划理由告诉他，他去做起来一定很糟糕。好像带部队，下命令，三百公尺，限五十秒跑到，跑得到有奖，跑不到处罚。结果跑到了，奖赏他就是了，他一定非常高兴。假如先告诉他理由，什么政治学，什么心理学、什么学什么学的，结果他跑到半路上研究起心理学、政治学来了，目标达不到了。据此回转来一想，孔子的话绝对的对，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愚民政策。事实上有些人的头脑、程度、才具只能够听命于人，当然有些人是天生的领导人才。曾有两位同盟会的老先生告诉我，国父孙总理很会说笑话，有一次在上海，大家坐下来谈天，他问大家能够做些什么？大家说了后，回过来问他。总理说，我想了半天，除了当领导以外，一无所能。这个话听来蛮妙的，实际上是老实话。大家仔细一想，总理这句话绝对是对的，他就是天生的领袖人才，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相反的，有些人就是天生听命于人的，能成为非常好的干部。这种人如果去做领导人，下命令，一定做不好。碰到这样的人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另外，我还有一个体会，天下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