袱、大障碍，这也是历史上必然的趋势。例如两汉以后直到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权势，影响了四五百年的人事结构。

    唐代新兴，在开创基业的时候，一个新的局面打破了这种陋习。但自唐太宗以选举考试取士以后，经过历史年代的累积，门第世臣的弊病还是照样发生。在盛唐的时候，如众所周知的李白、韩愈等名士，求取功名之初，还不是到处上书，希望那些有名的世臣们加以提拔。也有少数文武人才，是靠世臣故家的赏识，所谓“拔识于稠人”之中的，因此成为千秋佳话。“稠人”就是普通的群众的意思。如郭子仪在未得志时，由于李白的推重，才被重用。后来李白犯了死罪，靠郭子仪以身家性命力保而得救。这些历史资料，就是古今中外、千秋人情的各种反映。

    到了晚唐的时候，在政坛上就有着名的牛（僧孺）、李（德裕）党派之争。李德裕乐于提拔平民出身的寒士们，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起用新人，后来李德裕被世族牛僧孺一派推翻，而内阁改组之后，被贬逐到岭南去。当时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的名诗，就是记载晚唐历史上这一事件。等而下之，宋、元、明、清，每个历史朝代，这些同类的故事的重演，比比皆是。其中比较最为悲惨严重的，那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铜之祸。

    第二，是孟子讲到身为一个领导人的用人之道。无论是人才或非人才，好人或坏人，一个领导不能随便听信人言。甚至全国人都说其人可杀或可用，也不能受到群众情绪的影响。必须由“明主”来自决自裁。这种用人行政之道，在历代帝王专制的史实上，有太多数不清的资料。尤其中国历史的史家，特别强调历代的明主、贤君们在用人行政上的“不次之擢”——就是不照成规法令提拔人才。

    但是话说回来，引用人才的最后取决裁定之权，全仗明主、贤君们的聪明智慧，由他自己的好恶来选择，也实在太难了。到底明主之所谓“明”，贤君之所谓“贤”，他的明，他的贤，到了什么程度？而且真明真贤之主究竟有多少？实在都是问题。

    历史上最令人推崇的唐太宗，他也亲自在诗上说：“待子心肯日，是汝运通时。”

    这是极权性的坦白表达。他说，等到哪一天我心里高兴，愿意给你官做，给你富贵的时候，你的好运气就来了。以李世民之英才，尚且如此，何况等而下之的平庸之主呢！

    在过去的历史上，因为人事制度不上轨道，取予裁夺，升降生杀之权，往往系于人主一时的喜怒，或出自党派的倾轧。因此，历史上冤死的人才，也是数不清的。

    在升平的时代，如唐、宋的党争，所谓君子与君子们在学术思想意见的争执，而形成政权上的排挤倾轧。末落的时代，则有如汉朝、明朝的党祸与派系之争。至于晚唐五代的乱世，好恶生杀之权，完全出于人主们的自决，那就更惨不可言了。这种历史的事实也很多，我们只要看看晚唐诗人杜苟鹤吊祭朋友的几句诗，便可知道了。

    杜的诗说：“杀戮眼中皆名士，几人安稳到黄泉。”以及他的“四十年来人杀尽，似君埋少不埋多。”再加上唐末道人钟离权一首诗：“莫厌追欢笑语频，寻思离乱可伤神。闲来屈指从头数，得见升平有几人。”这是多么悲哀的局面啊！当然，这些都是乱世的现象，好像与本题不大相关，其实是有关的。

    随便信手举几个大家容易知道的史实来说，如刘宋时代的杀檀道济，宋代的杀曲端、岳飞，甚至如明代的杀于谦等等公案，这些罪过，都是由于人主们专权裁决之过。历史上在政坛的冤狱，岂只是少数而已！

    至于由派系倾轧、政见不合所造成的，如宋代洛蜀两党之争，都标榜圣贤之学。

    如二程夫子等人与王安石，以至到苏东坡，这些正反双方人物，总不能算是坏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