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干。因此，真正参与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干，就是不肯干的人。往往为政府帮倒忙，作了丧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么办？至于说贪污不贪污，那还是另一附带的问题，不必去讨论。

    有时朋友们与我谈到的美国的社会政治，基层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说，不错。美国还年轻，历史还浅，所以历史文化的包袱也轻。

    甚至还没有背上历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们永远如此年轻，不要背上历史文化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历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当然愈难，那就得慢慢地潜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立竿见影了。

    至于经过民选，来自民间的现代官员，他们的功过、是非与善恶，且等历史作定评吧！不过，千万要记住，历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镜高悬，可以照见善恶而使原形毕露的作用，大须留心从事，多读民族文化的宝典，培养仁心仁术，以立己立人。

    记得明人冯梦龙就有段论调怪诞的小品，写得很好，特别抄录一节，给自认为民主时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个借镜。

    昔富平孙家宰在位日，请进士谒选，齐往受教。孙曰：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也。

    岂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样。民主时代的民选，更须切莫作怪。我们看了这一段似幽默，其实严肃的小品文，再回转来看孟子答邹穆公的问题，便可以说，只恐穆公守上有责的有司们，早已经国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结论一句话：“君无尤焉”，又怎能责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邹穆公的观念中，认为他守土有责的重臣们既能尽忠，为什么更下层的干部们，就不能为他们尽节？这个道理，在理论上讲，说来话更长了。总之，要了解中国文化的重心，无论是儒家或诸子百家的学术修养，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为一的。仔细体认历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业功名是成就了。但不能说他做人也成功了。有的人，一生做人成功，但并无事业功名上的成就。如果兼而有之，应该是不圣亦贤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张江陵——居正，是万历当时的权臣名相，可算是一个大政治家，但因个性急躁，修养不足，所谓“操切为政”，往往便不能优容气节之士。好多理学名儒，因为意见不合而被压制不伸。但在张江陵当政的时期，的确做到了兵强国富，其功实有不可掩盖者。可是当他身死以后，结果弄得抄家破产，大儿子被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离失所。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风，惯于苛待功臣，大有失德之处。但张江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败，实在也不免有话分两截的必要。

    当时有人经过张江陵的住宅，看到荒草丛生，一片凄凉的景色，和当年的煊赫对照，便大生感慨。就拿笔提诗在张宅的破壁上说：“恩怨尽时归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这两句诗，和张江陵的生平，正好用来作为邹穆公问孟子这个问题的答案。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在春秋、战国两个时代，膝、薛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国。但在及《孟子》书中，都有所论及。所以国虽小，在孔孟的声光照耀之下，却也有名起来。

    《论语·宪问》篇中记载着：“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就是这个滕国。不过孔孟两个时代不同，滕、薛的情形也不一样了。

    这次是孟子从齐国再度回来，路过滕国。滕国是一个小国，而东北面毗邻了强大的齐国，南面又和强大的楚国接壤。我这个小国，夹在这两个大国的中间，所谓“两大之间难为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