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之患。天下有虽晓事而不办

    事者，尤足以贻废弛之忧。

    盖人臣敬事后食，见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而不勇，则是任

    事时，先无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济，且以奏厥成效哉。

    况“敬事”二字，有正有伪，不可不于办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达

    治体之人，其于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后左右，无不筹划万全，而后举而行

    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赖其功，以为晓事，是诚无愧于晓事之名矣。

    若夫自负才智，睥睨一世者，当其未得进用，亦尝举在延之事业而权

    其轻重，酌其是非，每谓异日必当奋然有为。一旦身任其责，未几而观望

    之念生，未几而因循之念起，苟且迁就，漫无措置。

    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惮而不敢发，或有所碍而不肯行，于

    是托晓事之说以自便其身家，而巧为文饰。

    是人也，用之为小臣，在一邑则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则一

    郡之事因之而囗茸。效奔走，则不能必其勇往而直前。司案牍，则不能必

    其综核而悉当。至用之为大臣，而其流弊更不可胜言矣。

    夫大臣者，膺朝廷股脑心膂之寄，所当毅然以天下事为己责，与人君

    一德一心，以成泰交之盛者也。如不得实心办事之人，而但以敷衍塞责者，

    外示安静以为晓事，国家亦乌赖有是人为哉。

    且以是人而当重任，任其相与附和者，必取疲懦软熟，平日再不敢直

    言正色之辈，而后引为同类，谬为荐扬，久而相习成风，率皆顽钝无耻，

    而士气因以扫地矣。

    所以《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夫为王臣，而至以匪躬自励，事一人，而必以夙夜自警，是岂徒晓事

    而不办事者所得与哉。

    要之，事不外乎理。不审乎理之所当然，而妄逞意见，以事纷更者，

    乃生事之臣，究非办事之臣也。

    所谓办事者，以其能办是事而不愧，则非不晓事之臣，明矣。

    臣愚以为张拭恐宋孝宗误以生事之臣，为办事之臣，只当对曰：陛下

    固欲求办事之臣，更于办事之臣中，而求晓事之臣。则心足以晓事，而身

    足以办事。心与身皆为国用，于以共(襄力)政治，庶乎其得人矣。

    由于前面引用了历史上这三则故事，更进一层，便可知对于“选贤与能”的贤能标准，很难遽下定义。以道德作标准吗？以仁义作标准吗？或以才能作标准呢？无论如何，结果都会被坏人所利用，有了正面标准的建立，就有反面作伪模式的出现。所以古人说：“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极。”说一句话，一个道理，就好比你打了一个固定的桩在那里，以为拴宝贵东西所用。但用来用去用惯了，无论是驴或是鹰犬，也都可以拴挂上去。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

    实际上，我们晓得，“尚贤”、“不尚贤”到底哪一样好，都不是关键所在。它的重点在于一个领导阶层，不管对政治也好，对教育或任何事，如果不特别标榜某一个标准，某一个典型，那么有才智的人，会依着自然的趋势发展；才能不足的人，也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倘使是标榜怎样作法才是好人，大家为了争取这种做好人的目标，终至不择手段去争取那个好人的模式。如果用手段而去争到好人的模式，在争的过程中，反而使人事起了紊乱。所以，老子提出来“不尚贤，使民不争”，并非是消极思想的讽刺。

    此外，法家学说，出于道家的支流，它与老庄思想，也息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