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节的主题是“过渡中的过渡”（transitintransition）。要说一切都是过渡，连生命在内。香港如同一艘船，驶离和回归都是一种过渡，而船上的香港人见多识广，处变不惊。由于命运没法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在香港求签解梦算卦拜佛的特别多，对数字的迷信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也难怪，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你信谁？

    我稀里糊涂被香港的富翁请去吃饭，他们一掷千金。盘中鱼之昂贵，据侍者解释，在于它是在大洋冷暖流交汇处游弋的“贵族”。震惊之余，我坦言《今天》杂志的困境，并拐弯抹角把他们引向为文学慷慨解囊的人间正道，可全都装聋作哑。我这才明白，宴请其实是对金钱这古老权力的祭奉仪式，甚至与主客无关。

    离港前夜，我去看望黄永玉。他家在中环半山，从客厅可观海。我们相谈甚欢，从抗战到文革到香港现状。黄永玉和妻子五十年代末从香港回到大陆，八十年代又移居香港，九十年代末再搬到大陆。香港于他，是避风港还是新大陆，是彼岸还是此岸？这位自称“湘西老刁民”的人，我琢磨，正是他我行我素的倔强和游戏人生的洒脱，使他度过重重难关，成为少数逆流而上的幸存者之一。这恐怕和处于汉文化边缘的湘西，和未被完全同化的土家族的异数有关。

    我七十年代拜访过他，他在北京大杂院一间加盖的小棚接待客人。记得没有窗户的小棚低矮昏暗，而他却在墙上画了个窗户，充满阳光花朵。一个艺术家对黑暗的认知、抗议和戏谑尽在其中。

    听了我的捐款蒙羞记，黄永玉转身进画室，抻出一张丈二的巨幅工笔重彩风景画。我慌了神，连连摆手说不。老先生说：“你看，这画又不是给你的。告诉你，这画不能低于三万美元。以后我就是《今天》的后盾，缺钱来找我。”

    香港于我，此后是八年的空白。按中国绘画原理来说，留白是画面中最讲究的部分，让人回味。直到我自己漂流海外，才多少体会香港人的内心处境，他们就是中国这张画的留白。

    去年十一月我来香港与家人团聚。在酒店为我拉门致敬的竟是个衣衫不整的小老头，原来是神交已久的沈先生。他特地先我一步赶到旅馆。沈先生是画家，我自幼是他画的连环画的“粉丝”，后来他又成了我的“粉丝”，这倒也平等。可他一见面就嚷嚷着要请客，不由分说。他七十年代从北京移居香港，不会广东话，吃尽苦头；同时打三份工，早起晚归。如今他退了休，忙着过赋闲的日子。这忙，包括千金散尽之意。按他的话来说：“我得在见阎王爷以前把钱花完。”

    他好书，此好包括读买送三品。读书固然好，但碰到那种虽读书但死不肯花钱买书的人才可恨，作家只能坐以待毙。而沈先生不仅买书，而且还会多买数本四处送朋友。他专淘那些不怎么流行的偏门别类，诸如地方志、方言考、民俗史、回忆遗孀或遗孀回忆什么的。

    和家人在香港旅馆团聚两周，对我多年的漂泊生活来说还是新的一课。出门如出征，领军人物是尚不满一岁的兜兜。他人小，却有大将风度，把我们指挥得团团转。他在出世第七天（如同创世纪）与我分手，如今在香港重逢，似乎有冥冥中的安排。五十年代初，我父亲曾一度决心全家移民香港，后被我那位当大夫的共产党二大爷给拦了下来。

    离开香港时，沈先生坚持要来送行。他早早就到了，我们正收拾东西。眼见着大箱子盖不上了，虽说年过七十，只见他纵身一跃窜到箱盖上，喊着号子连蹦带跳，用自重夯实衣物。我们齐心合力总算把箱子盖上了。

    到了机场，他把我们带到餐厅，用广东早茶为我们饯行。为此他得意地说：“这就完美了，连接带送，有始有终。”在机场饮茶的确是个好主意，边点边吃边聊，让人神经松弛，直到登机。要说我去过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