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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第二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 :“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

    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 :‘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 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 :“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 :“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 :“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 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 :“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 :“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

    “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太宗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 :“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

    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 :“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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