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时代》的第一部分中，我已声明过，我久欲发表我的宗教思想；但我原来想把它保留到我一生的后期，作为我最后从事的着作。然而在年的最后阶段，在法国发生的形势，使我决定不再拖延。自从哲学首先被搞散以后，于是革命的公正和仁慈的原则随着发生。对于社会经常有危害性，对于万能的上帝亦同样有毁损作用的思想，就是说僧侣能够赦免罪孽似乎已经不再存在，却使人类的感觉，大为混乱，认为一切罪恶，都可做得。教会方面令人不堪忍受的迫害精神已经自行改变为政治，以革命形式的法庭，使审查一件事情有了场所；于是断头台和火刑柱胜过了教会中的火烧和柴把。

    我看到过许多极亲密的朋友遭到了毁灭；每天还有别人被系入狱；我有理由相信，也有人暗中告诉我说，我自身也将有同样的遭遇。

    我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之下，开始写作《理性时代》的第一部分；我虽然对于《圣经》的《旧约》和《新约》都有所驳斥，但我手边新旧约都没有，我也无法取得。尽管如此，我已写成一书，使《圣经》的信徒在自己的书库之旁和利用教会图书馆的藏书，从事写作，仍不能驳倒我的作品，就在那年月底，有人动议，并实行排斥外人于国民议会之外。被排斥者只有二人，一个是阿那嘉昔斯·克罗茨，另一个是我。我知道在那次动议会上作演讲的巴东·特渥西特别指出了我。

    此后，我想到我仅有几天的自由了，我便坐下来尽快把我的作品作一结束。不超过六小时我已写好，且已为世人所知。于是在半夜三时就有一个卫兵，带了公共安全和安全保障委员会所签发的命令，把我作为外国人加以拘捕，并把我送到卢森堡监狱中去。在去监狱的途中，我设法访问了嘉尔·拜罗，便把原稿放在他的手中，这比较我在狱中带在身边要安全得多。我不知作者和作品在法国的命运如何，所以我吁求美国公民们的保护。

    我要说句公道话，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执行命令的卫兵和安全保障委员会的那个译员，随从他们检查我的身分证的人，对我不但很有礼貌而且表示恭敬。卢森堡监狱的看守贝努瓦也是一个好心人。他在权力范围之内，处处对我表示友好。他在任期间，他的家属也待我很好。后来他被解职，遭到逮捕，并且被恶意控告，带到法院接受审问，结果被释放了。

    我在卢森堡监狱大约被关了三星期之后，那时在巴黎的美国人，集体到国民议会去申请说我是他们的同胞和朋友；但是当时的总统凡特，也就是安全保障委员会的主席和签发拘捕我的命令的人，说我生于英国。从此以后，直到热月①月9日—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的失败为止，我从未听到过监狱以外来自任何人的消息。

    在这个事件大约两个月以前，我发起烧来，在发烧的过程中，种种症状显示我将死亡，从病的后果来说，我并无起色。正在那时，我又满意地想起，我为了已写完《理性时代》的第一部分而祝贺自己。那时我对于再活下去的期望很小。在我周围的人对我的希望更小。所以我根据经验体会到对我自己的原则的真实考验。

    那时和我同室的还有三个同志：即布吕热的约瑟夫·旺厄尔，鲁万的沙①热月在历史上指1793年制定的法兰西共和历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20日至8月18—19日。——译者

    尔·巴斯蒂尼和米歇尔·吕班。这三位朋友日日夜夜对我不断的和深切的关怀，我想起了便觉得感激，提到了便觉得愉快。碰巧一位内科医生格拉安博士和一位外科医生邦恩先生是奥·阿拉将军的随员的一部分，当时驻在卢森堡监狱。我也没有自问，他们既是英国政府人员，我向他们表示感谢是否适当；但是我如果不这样做，我得引为自咎；对于卢森堡监狱的医生麦可斯基博士来说，亦复如是。

    我有某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