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第二二章第二九节。——译者九○

    再说，在学校中、学园中、大学中，以及类似的为集中学人和培植学术而设的各种团体中，一切习惯，制度都是与科学的进步背道而驰的。在那里，讲演和实习都排定得如此严整，致使任何人都难在这常经以外去思想或揣想什么事物。

    若有一二人竟有勇气来使用一点判断的自由，那他们须是全由自己独任其事，不能得到有人相伴之益。而如果他们对此也能忍受下去，他们又会觉到自己的这种努力和气魄对于自己的前程却是不小的障碍。因为在这些地方，一般人的研究只是局限于也可说是禁锢于某些作家的着作，而任何人如对他们稍持异议，就会径直被指控为倡乱者和革新家。其实，在国事和方术之间分明是有很大区别的；由新运动而来的危险与由新见解而来的危险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国事方面，即使是旨在改善的变革也是不被信任的，因为这总会搅动那业经确立的东西；因为这一方面的事情是依靠于权威、同意、信誉和意见，而不依靠于论证。而方术和科学则应如矿穴一样，从四面八方听到新事功和新进步的喧声。可是，这事情尽管在正当理性上说来是如此，在实践上做的却并非这样。上述关于管理和管制学术各点，对于科学的进步是加上了一道严厉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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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说，即使嫉视消除了，只要人们在科学园地中的努力和劳动得不到报酬，那仍是大足阻遏科学的成长的。现在的情况是耕耘科学和酬报科学两事不落在同一人身上。

    科学的成长是出于伟大的才智之士，对科学的奖品和报酬则握在一般人民或大人物之手，而他们除极少数外是连中等学问都没有的。并且，这类的进步不止得不到奖品和实在的利益，就是连舆情赞扬都博不到。因为这种事情高于人们的一般水平，为他们所不能接受，而反要被舆论的狂风所压倒、所扑灭。这样说来，一个事物不被人尊崇就不会兴旺，这是没有什么可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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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对于科学的进展以及对于科学当中新事业和新职务的承担方面的远远甚于上述诸点的最大障碍还在于这一点，就是人们对那些事感到绝望并认为不可能。聪明的和严肃的人们在这些事情方面往往是全无信心，他们总是想到自然之难知，生命之短促，感官之富于欺骗性，判断之微弱无力，实验之难于进行，以及类此等等；从而就认为在世界悠悠运转的时间和年代当中，科学自有其来潮和退潮，一时生长和繁荣，一时又枯萎和衰落，而在达到某一点和某一情况时就不能再进一步。因此，假如有人所信或所许有过于此，他们就认为这是出于无羁勒的和未成熟的心灵，并且认为这类尝试总是开始时顺利，走下去困难，而终于陷入混乱。现在，正因这些思想是自然地投合于持重而善判断的人们，所以我们就更须好好地注意，切不可被那种对于最美最精的对象的爱好之情所吸引，以致松弛了或减低了我们判断的严肃性；我们必须勤谨地考察究竟有何足资鼓励我们的东西现出曙光以及出现在哪一部位；我们并须撇开那些飘风般的、比较轻浮的希望来彻底筛检那些提供较大稳定性和较大恒常性的希望。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效法那种老成谋国的智虑，其规则就是对于人事不予信赖，并就比较不利之处去作估计①。

    于是我就必须论到希望一事②，特别因为我不是许愿大家，既不愿强制也不愿困缚人们的判断，而要拉着手引导他们兴高彩烈地行进。虽然说，要鼓动人们的希望心最有力的办法是把他们带到特殊的东西上去，特别是带到我在“发现表”中所类编和排列出的那些特殊的东西（一部分见于《复兴论》的第二部，大部分见于其第四部）③上去，因为这已不仅仅是就事物的许愿而径是事物自身。但为“事缓则圆”起见，我仍将按照我的计划先为人们作心理准备，而在这项准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