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点和E点都更为可取。它与这条线接近得多。人们甚至可以确定，区域内的一点，如F，比c这个有效点更为可取。实际上，根据正义即公平这个观点，正义原则优先于对效率的考虑，因此，大致说来，表示正义的分配的区域内的各点，一般要比表示不正义的分配的有效点更为可取。当然，图4描述的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情况。它对基本结构是不适用的。

    然而，有许多有效的结构。例如，一个人得到全部现有商品的分配是有效的，因为并不存在任何使某些人境况更好而又不使任何人境况更坏的重新安排。占有全部商品的人必定会失败。不过，当然也并非每一种分配都是有效的；这一点也许可以从这种多寡悬殊的情况得到说明。只要某种分配使某些人愿意与其他人交换善，它就不可能是有效的，因为这种交换意愿表明存在着一种既改善了某些人的境况又不损害其他任何人的境况的重新安排。事实上，有效的分配就是一种不可能找到更有利的交换的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占有一切的那种善的分配是有效的，因为所有其他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和他交换。因此，效率原则承认有许多有效的结构。每一种有效安排都比其他安排好，但没有一种有效安排比另一种有效安排好。

    现在，效率原则可以通过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适用于基本结构。例如，我们能够说，如果无法改变规则，无法重新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安排，从而提高任何有代表性的人（至少一个人）的期望而同时又不致降低其他一些有代表性的人（至少一个人）的期望，那么，基本结构中对权利和义务的安排就是有效的。当然，这种改变必须符合其他原则。这就是说，在改变基本结构时，我们决不可以违反平等自由权原则或对开放职位的规定。所能改变的是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组织权力和其他各种权力管理合作活动的方式。对这些基本善的分配，同对自由权和获得自由权的限制是一致的，因而可以加以调整，以改变有代表性的个人的期望。如果无法改变这种分配以提高某些人的希望而又不致降低另一些人的希望，那么基本结构的安排就是有效的。

    我将假定，基本结构有许多有效的安排。其中每一个安排都明确规定了对社会合作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是要在这些安排中进行选择，找到一种正义观，以便从这些有效分配中挑出一种也是正义的分配。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以一种仍然符合效率的方式超出了纯粹效率的范围。现在检验一下这样一种设想，即只要社会制度是有效的，自然就没有理由为分配问题担心。一切有效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都被宣布为同样正义的。当然，这种设想对于向已知的个人分配某些善来说，可能是古怪可笑的。没有人会假定，若干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是否恰巧占有一切，从正义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但对基本结构来说，这种设想似乎是同样不合理的。因此，情况可能是：在某些条件下，如果不降低某些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比如地主的期望，农奴制就不可能得到重大的改革，而按照这些人的期望，农奴制是有效的。然而，在同样的条件下，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不降低某些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比如自由劳工的期望，自由劳工制度就不可能改变，因此，这种安排也同样是合理的。更一般地说，只要一个社会被恰当地划分为若干阶级，那么我们可以假定，每一次都把最广泛的代表性赋予社会中每一个有代表性的人是可能的。这种最广泛的代表性至少给这一个人提供了许多有效的地位，因为不可能离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提高任何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而又不致降低另一个人，即对其规定了最广泛的代表性的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因此，每一种最广泛的代表性都是有效的，但它们不可能都是正义的，也不可能是同样正义的。这些论点只是为了替社会制度找到向已知个人分配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