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可，那么这个体制就是正当的。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可以像休谟有时所做的那样来假定，认可是一种特殊的快乐，人们在设想体制的作用和参加体制的人将要享受到的幸福结果时，总会程度不等地产生这种快乐。这种特殊的快乐是同情所产生的结果。按照休谟的说法，它简直就是再现了我们所感受到的满足和快乐，而这种满足和快乐我们认为别人也会感觉得到。这样，公正的旁观者在按照有关的人的快乐净总量来设想社会制度时就感受到了这种快乐。他的认可程度相当于或测定了考察中的社会的满足总量。因此，他将按照古典的功利原则来表示他的认可。诚然，正如休谟所说的那样，同情不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自我利益不但会抑制我们感受同情的心理状态，而且也往往会抵消这种心理状态在决定我们行动时的支配作用。然而，如果人们确实是从一种普道的观点来看待他们的体制的，那么休谟就认为，同情成了起作用的主要心理倾向，它至少将会对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进行指导。不管同情可能是多么微弱，它总是使我们的道德判断归于一致的共同基础。人们对相当广义的同情的自然感受能力，使他们产生了能够按照某种共同的正义观达成谅解的观点。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下述观点。一个有理性的、公正的、富于同情心的旁观者，就是采纳某种普遍观点的人：他采取一种不会使他自己的利益遭到危险的立场，同时他也具有各种必要的知识和推理能力。处于这种地位，他便对每个受社会制度影响的人的欲望和满足具有同样的敏感和同情。他的自身利益并不妨碍他对别人的愿望产生他的自然同情，他也完全了解这些企图及其对抱着这些企图的人所具有的含义。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在一视同仁地对每个人的利益作出反应时，由于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受到他的地位的影响而充分发挥其同情的认同能力。例如，他想象自己依次处于每一个人的地位，而在他为每一个人这样做时，他的认可程度就决定于得到他的同情反应的满足的差额。在他依次扮演了所谓受影响的各方之后，他的认可就表明了全部结果。同情想象中的痛苦抵消了同情想象中的快乐，而最后的认可程度表示了积极感情的净总量。

    指出富于同情心的旁观者的特征和规定原始状态的条件的差异是有益的。关于富于同情心的旁观者的定义、公正、对有关知识的占有以及富于想象力的认同能力，这些因素都是为了保证产生固有同情心的全面而准确的反应。公正防止了由于偏见和自私自利而产生的偏差；知识和认同能力保证别人的愿望将会得到准确的理解。如果我们懂得这种规定的作用是要使同情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余地，我们就能了解这种规定的意义了。与此相反，在原始状态中，有关各方则是互不关心，而不是互相同情的；但由于他们对自己的自然资产或社会状况缺乏知识，他们不得不以一种普遍的方式来考虑他们的安排。一方面，完备的知识和同情的认同产生了对满足的净总量的正确估计；另一方面，由无知之幕造成的互不关心的状况导致了正义的两个原则。

    我在第一章曾经提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功利主义不能认真地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适用于一个人的合理选择原则同时也被看作是社会的选择原则。这种观点是怎样产生的呢？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希望给理想的旁观者关于正当的规定提供某种推导基础的结果，是假定人们对同情的自然能力提供了能使他们的道德判断取得一致的唯一希望的结果。有了这个基础，人们就很可能要把公正的富于同情心的旁观者的认可看作是正义的标准。因此，古典理论中的这一个人就和公正的富于同情心的旁观者成了同一个人。这个旁观者就是这一个人自身，他在富于想象力地依次认同于社会成员时，把所有的欲望和满足都纳入了一种经验。他把他们的欲望加以比较，并按照体制满足某一组欲望的程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