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截然不同的目的而设计出来的，前者导致效率，后者在可能的情况下导致正义。虽然理想的市场对它的目标来说是一种完全的过程，但即使是理想的立法机关也只是一种不完全的程序。似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用来说明一种保证导致正义立法的切实可行的程序。这个事实的一个结果是，虽然一个公民在其他条件相等时可能不得不遵守业已制定的政策，但他并不是非要认为这些政策是正义的不可，如果他使自己的判断服从于表决结果，那是错误的。但就完全的市场体系来说，如果经济代理人有什么看法的话，他大概会认为，由此产生的结果当然是有效的。虽然家庭或公司得到了它希望得到的一切，但它必须承认，在进行了初步分配之后，一种有效率的形势已经形成了。但对涉及正义问题的立法过程的结果，却不能要求得到同样的承认。这是因为，虽然现行宪法的目的当然是应该尽可能地作出符合理想的立法程序的决定，但它们实际上必然达不到正义的要求。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和现行的市场一样，不能与它们的理想的对应物相一致，而且还因为这个对应物也就是不完全程序的对应物。正义的宪法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公民和立法者在应用正义原则时采取远大的眼光和使用高明的判断。允许他们采取一种狭隘的或突出集团利益的观点，然后控制立法过程，使它产生正义的结果，这看来是无法做到的。正义的宪法就是导致正义立法的程序；竞争性市场就是产生效率的程序。关于正义宪法的理论也就相当于关于竞争性市场的理论。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一种关于正义宪法的理论。看来这可能意味着，只要政治行为像在任何有活力的社会中必定会发生的那样受到人们正义感的影响，只要正义的立法成了基本的社会目标（第76节），把经济理论应用于实际的宪法过程就有其严重的缺陷。毫无疑问，经济理论对这种理想的程序是不适用的。

    上述看法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对比来得到证明。在理想的市场过程中，受到重视的是人的欲望的相对的强烈程度。一个人可以把他的大部分收入花费在他更需要的东西上，这样，他就和其他买主一起，以他最喜欢的方式，促进了对资源的利用。市场为细微的分级调整创造了条件，以解决爱好的全面平衡和某些需要相对突出的问题。在理想的立法程序中，没有任何与此相当的东西。对于哪些法律和政策最符合正义原则问题，每个有理性的立法者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意见来表决。怀有更大信心的人的意见，或那些让人知道他们如果成为少数将会感到十分不快的人的表决（第37节），没有得到也不应该得到特殊重视。这种表决规则当然是可以想象的，但没有理由要在理想的程序中采用这种规则。即使在有理性的公正无私的人们当中，对自己的意见怀有更大信心的人也不见得更可能是正确的。一些人可能比另一些人对问题的复杂性更为敏感。在为正义的立法规定标准时，应该特别重视深思熟虑的集体判断，因为这种判断是每一个人在理想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应用正确原则的结果。当正义问题产生时。欲望的强烈程度或信念的力量是毫不相干的。

    关于理想的立法过程和理想的市场过程的一些差别就讲这些。现在，我想谈谈利用过半数规则来实现政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采用过半数规则是因为它是实现正义原则事先规定的某些目标的最合理的办法。然而，这些原则究竟有什么要求，有时是不清楚的或不确定的。这未必总是因为它们的论据复杂难懂和模糊不清，或难以述评和估价。这些原则本身的性质允许有广泛的选择，而不是只有一种特定的选择。例如，储蓄率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才得到明确规定的；而正义的储蓄原则的主要思想要排除某些极端情况。最后，在应用差别原则时，我们也希望把自尊这种基本善包括到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期望中来；同时，也还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考虑这种与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