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这种义务的存在有助于实现人们的目标。我们希望存在这种义务，也希望大家都知道存在这种义务，同时我们还希望别人知道，我们承认这种约束，并打算遵守这种约束。我们一旦为此而利用了承诺习惯，也就负有了某种义务，即按照公平原则去做我们答应做的事。

    在说明如何利用承诺（或缔结盟约）来创立并稳定某些形式的合作这个问题时，我主要采用了普里查德的观点。他的论述包含了全部要点。和他一样，我也曾假定，每个人都知道或至少有理由相信对方都具有某种正义感，因而也就是有了一种要履行自己的真诚义务的通常实际的欲望。没有这种相互信任，光靠口头承诺，那就会一事无成。然而，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理解：如果社会成员作出了承诺，那就说明他们相互承认彼此都有使自己承担某种义务的意图，都有一种认为这个义务会得到兑现的合理信念。正是这种相互承认和共同理解使某种安排得以创立，并始终保持它的存在。

    至于某种共同的正义观（包括公平原则和自然责任）以及对人们愿意按照这种正义观行动这一点的普遍意识，在多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巨大的集体财富，这是毋需多说的。我已经指出了从保证遵守问题的观点来看的许多优点。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人们由于彼此信任，可以利用他们对这些原则的普遍承认来大大扩大互利合作安排的范围和价值。因此，从原始状态的观点来看，各方赞成公平原则，这显然是合理的。可以按照与选择自由相一致的方法，同时又在不至于不必要地增加道德要求的情况下，把这个原则用来保障这些事业。同时，如果有公平原则，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会存在一种作为在双方互利的情况下规定义务的方法的承诺习惯。这种安排显然是符合共同利益的。我将认为，这些考虑为赞成公平原则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在着手讨论政治责任和义务这个问题之前，还有几点是我应该予以指出的。首先；正如关于承诺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契约论认为，任何道德要求都不是单单由于体制的存在而产生的。甚至承诺规则也不能靠它自身来产生道德义务。为了说明信用义务，我们必须把公平原则当作前提。这样，同大多数伦理学理论一样，正义即公平理论也认为，自然责任和义务完全是靠伦理原则产生的。这些原则是可能在原始状态中得到选择的原则。这些标准同现有的有关事实情况一起，决定了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并挑选出所认为的道德理由。一个（正确的）道德理由，就是一个或多个这样的原则认为可以用来帮助作出判断的一种事实。正确的道德决定如果适用于它认为有关的全部事实，就是与这套原则的要求最相符合的决定。因此，由一个原则认定的理由，可能会为一个或多个其他原则认定的理由所赞同、拒绝甚至取消（使之无效）。不过，我认为，可以从全部事实中，在某种意义上大概就是无限的事实中，把有限的或可以考察的若干事实挑选出来作为对任何特定情况都有关的事实。这样，这整个方法就使我们能够在经过全面考虑后作出某种判断。

    与此不同的是，确定体制的要求，确定来自社会习惯的要求，一般可以根据现有的规则，也可以根据对这些规则的解释方式。例如，如果法律的性质能够确定，那么作为公民，我们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就要由法律的性质来决定。适用于比赛选手的标准决定于比赛规则。至于这些要求是否同道德责任和义务发生联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使法官和其他人用来解释和应用法律的标准同正当原则及正义原则有相似之处，或者竟是同一个东西，情况也依然如此。例如，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正义的两个原则可能被用来解释宪法中关于规定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以及保证得到法律同等保护的那些部分。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律符合它自身的标准，那么，在其他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