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的这个次序，这似乎是有道理的。这些阶段决定于学习对象的结构，随着必要能力的实现，经历了由比较简单到比较复杂的过程。

    最后，既然对道德学习的说明显然是以某种伦理学理论为基础的，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这些阶段的顺序体现了一种渐进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一种规定的顺序，这就显而易见了。正如人们逐步地制定出符合自己更大利益的合理的生活计划一样，他们也是逐步知道道德准则和理想是由他们在平等的原始状态中可能接受的原则产生的。伦理准则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一种限制，而是被结合成一种合乎逻辑的观念。这些标准与人类愿望之间的关系现在得到了了解，人们认为他们的正义感就是他们的自然忠诚的延伸，是关心集体善的一种手段。许多具有自己不同终点的理由之链，不再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而是被视为一种系统观点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些观点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正义理论。采纳一种不同的正义理论的人，会赞成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说明。但无论如何，某种正义观对说明道德学习无疑是有其应有地位的，即使这种正义观完全属于心理学理论范围，在哲学上并没有被承认是正确的，情况也仍然如此。

    现在，我要就稳定性问题把正义即公平观和其他观念作一比较。回顾以下一点也许是有益的：稳定性问题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某种合作安排可能是不平衡的，更谈不上是稳定的。当然，从原始状态的观点看，正义原则总起来说是合理的；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些原则，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改善自己地位的希望，至少同他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可能有的前景相比较时是这样。普遍的利己主义代表了这种无协议效力的特点。然而，从任何一个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唯我独尊主义还是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的利己主义，都可能是比较好的。当然，考虑到原始状态的条件，这两者都不是审慎的选择（第23节）。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倾向于这种选择，他有时就能利用别人的合作努力来使自己得到更大的利益。有相当多的人可能在尽他们自己的职责，因此，如果出现了特殊情况，使他们不能贡献自己的力量（人们也许不会感到少了他），他们也就可以左右逢源：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的利己主义就似乎得到了承认。

    因此，正义的安排可能是不平衡的，因为公平地行动一般来说不是每个人对他的同伴的正义行动的最好回答。为了确保稳定，人们必须具有某种正义感，或者具有对由于他们未尽到责任而可能受到损失的那些人的某种关心，最好是两者都有。如果这些感情强烈到足以克服违反这些规则的倾向，正义的安排就是稳定的。这时，每个人都认为，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是对别人行动的正确回答。他们受到自己的正义感支配的合理的生活计划导致了这个结论。

    我在前面说过，霍布斯把稳定性问题同政治义务问题联系了起来。人们可以把霍布斯所说的统治者看作是补充合作制度的一种机制，没有这种机制，合作制度就是不稳定的。对统治者的效能的普遍信念，消除了两种不稳定性（第42节）。这样，友好和互相信任的关系，以及对某种共同的通常有效的正义感的普遍认识，是怎样产生这个结果的，就显而易见了。考虑到这些自然态度和从事正义行动的欲望，任何人都不希望不公正地促进自己的利益而使别人受到损失；这一点消除了第一种不稳定性。同时，既然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些倾向和感情是普遍而有效的，那么，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认为他必须为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而去违反这些规则；这样，第二种不稳定性也就同样是不存在的。当然，可能会发生某些侵犯行动，但它们一旦发生了，由于友谊和互相信任而产生的犯罪感以及正义感常常会使这种安排得到恢复。

    此外，一个由普遍正义感支配的社会是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