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所有的人也都有一种要在自己生活计划中遵守这些原则的确定意向。因此，每个人的计划都有一种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有的更丰富多采的结构；这个计划通过彼此都能接受的原则与别人的计划相适应。每个人的更带有个人性质的生活可以说是一种计划中的计划，这个主导的计划是在社会的公共体制中实现的。但是，这个较大计划并未确定一种主要的目标，如宗教联合的目标或显示文化的最大优点的目标，更不用说是增强国力和发扬国威的目标了，同这些目标相比，所有个人和团体的目标都是次要的。带有规定性的普遍意向不如说就是使宪法秩序去实现正义原则。如果亚里士多德原则是正确的，那么作为一种善，这种集体活动是必须经历的。

    我们已经看到，道德上的优点就是人的优点，也就是人的属性。这些属性是人们可以向自己和相互合理要求的，它们是因为它们自身的缘故而得到赞赏的东西，或是在人们十分喜爱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东西（第66－67节）。显然，这些优点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公共生活中也表现了出来。因此，亚里士多德原则的这个附带原则的意思是说，人们赞赏和喜爱彼此的这些属性，因为它们是在确认正义的体制时表现出来的。由此可见，正义的集体活动是人类兴旺发达的最好方式，因为在有利的条件下，人们通过维护这些公共安排来最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本性，并获得每个人都可能有的最广泛的规定性的优点。与此同时，正义的体制也考虑并促进了团体内部纷繁多样的生活，因为只有在团体里，个人才能实现自己的更具体的目标。因此，正义的普遍实现正是社团的价值所在。

    最后，我应该指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并不取消最一般意义上的分工。当然，这种分工的最坏方面能够克服：任何人都不需要卑躬屈膝地去依赖别人，被迫在窒息人的思想感情的单调乏味的日常工作之间作出抉择。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工作，来适当表现他的本性的不同成分。但是，即使工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也不能摆脱我们对别人的依赖，我们甚至不应希望去摆脱。在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里，人们都是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去寻求自己的善，他们依靠他们的同伴不但去做他们本来可以做但没有做的事，而且还去做他们本来就无法做到的事。以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充分实现自己的能力，至少有些人可以成为人类的完美典范，这种设想自然诱人，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自己只是我们有可能成为的那种人的某些部分，这就是人的社会性的一个特征。我们必须指望别人去实现我们必定置而不用的或完全缺乏的那些优点。社会的集体活动，即那许多团体和管理它们的最大社团的公共生活，使我们的努力持续不断并作出贡献。然而，我们不再仅仅是不完整的部分：我们直接实现的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部分，同我们确认其目标的一种更广泛的正义安排结合了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共同文化中得到的善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贡献。消除分工不是靠每个人自身变得全面，而是靠所有人在愿意自由参加的社会联合中的一种正义的社会联合内作出自愿的有意义的贡献。

    我自始至终假定，原始状态中的人不是由某些心理倾向驱使的（第25节）。一个有理性的人不会受妒忌的支配，至少在他和别人之间的区别不是被看作不正义的结果而且又没有超过一定限度时是这样。各方也不受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不同态度的影响，也不受统治或屈从等等诸多倾向的影响。我也曾设想，这些特殊的心理状态同各方对自己的关于善的观念的知识一样，是由无知之幕掩盖起来的。对这些规定的一个说明是：对正义观的选择应该尽可能地不受偶然事件的影响。我们希望，不管个人的偏爱和环境如何，所选定的原则是一律有效的，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原则也不应因这些倾向的不同而变化。

    这些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