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平衡当作一种标准，那么，一旦我们逐渐成熟，我们就似乎应该准备在一个正义的社会的比较有利的条件下保持我们的正义感。

    表达我们作为道德的主体的本性的这种欲望的一个特征，使这个结论更加有力。除了自我的其他一些倾向外，还有个对程度和范围作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欺骗和虚伪的策略不必是全面系统的；我们对体制和对别人在感情上的联系可强可弱，我们对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也可大可小。这里存在的是可能性的一种连续统，而不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这样的一种决定，虽然为了简明起见，我在相当多的地方都用了这种说法。但是，只有在认为正当和正义原则具有第一优先的地位并按它们来行动时，表达我们作为自由而平等的有理性的人的本性这种欲望，才能得到实现。这是决定性条件所产生的结果：既然这些原则是具有支配作用的，那么，按这些原则来行动的欲望，只有在它对其他欲望同样具有支配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正是根据这种优先选择来行动，才表明了我们不受偶然事件的影响。因此，为了实现我们的本性，我们只有为保持我们的正义感作好打算，把我们的正义感看作是对我们其他目标的指导。如果这种感情受到损害，并在同其他目标相比较时把它看作不过是其余的欲望之一，那么它就不可能得到实现。它是一种首先以某种方式表现自己的欲望，即在其自身中包含其自己的优先的一种努力。可以制定一个计划，使每一种目标都能在计划中有其地位，从而使其他目标也能得到实现，因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可以不依赖于它们在序列中的地位。但对正当和正义感来说，情况就不是如此；所以，错误地去行动，常常容易引起由于我们的起支配作用的道德感情遭到挫伤而产生的犯罪感和羞耻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实现我们作为一个自由而有理性的人的本性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问题。相反，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我们的本性，这决定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始终如一地按照作为最后的支配因素的正义感来行动。我们决不能按照一种把我们的正义感看作不过是同其他欲望一样的计划来表达我们的本性。因为这种感情表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而损害这种感情不会使自我取得自由的支配，而只会听命于世界上的偶然和意外事件。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也必须提一提。假定即使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对他们来说，确认自己的正义感并不是一种善。从他们的目标和需要以及他们本性的特点来看，对关于善的不全面说明所规定的理由，并不足以使他们保持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感情。有人认为，要把正义作为一种美德如实地向这些人推荐是不可能的。如果原定这种推荐意味着合理的根据（由不全面的理论确定）向他们各个个人建议采纳这个方针，那么上述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就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那些确实确认自己的正义感的人，在要求这些人遵守正义体制时是否在不正义地对待他们。

    不过，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有某种关于惩罚的理论。而关于正义理论的这一部分，我一直言之甚少（第39节）。我曾经假定，人们会严格遵守任何可能会得到选择的正义观，然后我又考虑了在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正义观中，哪一种正义观可能会得到采纳。然而，我们几乎可以同讨论非暴力抵抗问题（即部分服从理论的另一部分）一样来进行推理。因此，如果坚持任何得到一公认的正义观要完全出于自愿，这种坚持就是不彻底的。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原始状态中的人才会一致赞成可以运用起稳定作用的惩罚手段呢？他们会不会坚持认为可以要求一个人按照关于善的不全面理论的规定仅仅去做符合他自己利益的事呢？

    从整个契约论来看，他们不会这样去做，这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