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其不可者一。弃此数百里膏腴之地，田庐畜产，以为天家租税所不及也。此其不可者二。民生有欲，不能无争，居其间者，漳泉异情，闽粤异性，使其自斗自杀自生自死若不闻也。此其不可者三。且此数万人之中，有一雄黠材智桀骜不靖之人，出而驭其众，深根固蒂，而不知以为我疆我土之患也。此其不可者四。蔡牵窥伺，朱濆钻求，一有所合，则借兵于寇也。此其不可者五。且就其形势观之，南趋淡水、艋舺为甚便，西渡五虎、闽安为甚捷，伐木扼塞以自固则甚险。倘为贼所有，是台湾有患，而患则及于内地。此其不可者六。今者官虽未辟，而民则已开，水陆往来，刊木通道。而独为政令所不及，奸宄凶人以为逋逃之薮，诛求弗至。此其不可者七。凡此七者，仁者虑之，用其不忍之心；智者谋之，以为先几之哲，其要归于弃地弃民之非计也。

    或曰，台湾虽内属，而官辖之外，皆为番境，则还诸番可矣，必欲争而有之，以滋地方之事，斯为非宜。不知今之占地而耕于蛤仔难者已数万众，必当尽收之，使归于内地，禁海寇勿复往焉，而后可谓之还番，而后可谓之无事。否则官欲安于无事，而民与寇皆不能也。非民之好生事也，户口日繁，有膏腴之地而不往耕，势不能也。亦非寇之好生事也，我有弃地，寇将取之，我有弃民，寇将劫之。故使今之蛤仔难可弃，则昔之台湾亦可弃。昔之所以留台者，固谓郡县既立，使吾民充实其中，吾兵捍防其外，番得所依，寇失所据，所谓安于无事者此也。今之蛤仔难亦犹是矣。

    或又曰，蛤仔难之民，久违王化，其心叵测，骤欲驭之，惧生祸端。信哉是言也。夫君子之居官，仁与智二者而已。智者之虑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于民生国计。倘敬事以爱民，蛤仔难之民，即尧舜之民也，何祸端之有？杨太守之入也，欢声动地，驱为义勇，则率以从；索其凶人，则缚以献，安在其久违王化哉？苟其图利于身，弗达时务，抑或委用非人，土豪奸吏把持行私乎其间，则其启祸也必矣。故此事非才德出众者，不可与谋也。一方之辟，必有能者筹度乎其间，其见诸事者，蔚为功业矣。或徒见诸言，而其时不能用，后卒不易其言焉，则皆此邦之文献也。自施靖海以后，善筹台事者，莫如陈少林、蓝鹿洲二公，可谓筹台之宗匠矣。当康熙时，彰化、淡水未曾设官，政令巡防，北至斗六门而止，或至半线牛骂头，要不越诸罗辖内二百余里之地。自半线以北，至于鸡笼，七八百里悉荒弃之，亦委于番。即台邑之罗汉门，凤山之琅■，皆摈弗治。当事者逡巡畏缩，志存苟安，屡为画地自守之计，唯云禁民勿侵番地，实则藏奸矣。故少林作《诸罗县志》，慷慨著论。鹿洲呈巡使黄玉圃之诗，亦言之。其所陈利弊，又皆与今日相类，是皆先事之师也。且夫制治之方，视民而已。民之所趋，不可弃也，沃足以容众，险足以藏奸。台湾之地大概如此，有类乎蛤仔难者，尚当以渐致之，其事非止于蛤仔难也。然而自昔以来，苟安者众，焦头烂额之事，乃使后人当之，岂所以为民为国也哉！”

    十三年春，福州将军赛冲阿奏设屯防，并免升科，部议不准。十月，少詹事梁上国奏言：“台湾淡水厅属之蛤仔难，田土平旷丰饶，每为海盗觊觎。从前蔡牵、朱濆皆欲占耕，俱为官兵击退。若收入版图，不特可绝洋匪窥伺之端，且可获海疆无穷之利。”诏命福建督抚议复。总督阿林保委署台湾知府徐汝澜诣勘，亦主设屯，未复奏。十四年春正月，诏以阿林保等查勘蛤仔难地势番情。另行酌办一摺：“蛤仔难北境居民，现已聚至六万余人，且于盗贼窥伺之时，复能协力备御，帮同杀贼，深明大义。自应收入版图，岂可置之化外。况地又膏腴，若不官为经理，妥协防守，设为贼匪占踞，讵不成其巢穴，更为台湾肘腋之患乎？著该督抚等熟筹定议，应如何设官经理，安立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