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并私相典卖。各洞相距南北二十五里，东西五六里。闭者不得再开，以七十洞为限。而煤户须本地人，又有亲族庐墓者，互相环保，其曾为洋行办事者不许。煤工亦须土著，家在五十里以内者方可用。每洞不得过二十人。煤户具保，所出之煤投行仲卖，官为督办，违者照罚。禁约虽开，而约束尚严也。当是时，基隆、沪尾已为通商之口，轮船出入，用煤日多，或运至福州、厦门，每年出产多至三四十万担，少亦十余万担。其煤三等：上曰角煤，担值钱二百；次中煤，稍降；又次煤粉，最贱，仅得五六十文。此为在山之价。若运出市上，则视路之远近而差，照例每担征税五厘，唯船政局采用者豁免，而煤户亦无税。光绪元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言：“台湾之地，病于土旷，而土旷之病，由于人稀。重洋远隔，势必获利三倍，而后内地力食之众，不召而来。然垦田之利微，不若开煤之利巨；垦田之利缓，不若开煤之利速。南北各省按日以煤炊爨，入冬以煤御寒，若出口畅旺，煤价必昂，于民间不无窒碍。而台湾则炊爨、御寒均无需此，除出口外，别无销路。虽其煤质松脆，不敌西洋之产，而较之东洋，尚去不远。然台煤虽富，年来开采仍不甚旺，其故由于滞销。西洋之媒，金山最伙，从前船只皆绕金山而来，货物之外，以煤压载，煤佳价平，固非台煤所能敌。自埃及红海开通以后，洋船无须绕道金山，而金山之煤遂稀，价亦日昂，而台煤仍不畅销。则必减轻税率，以广招徕。此后税率虽减，而入款仍不悬殊，则于民间生计当有起色。至船局所用台煤，向系免税，不在定则之内。今拟将出口之煤，每吨减为税银一钱。如蒙天恩允准，伏恳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札行总税务司，言明台煤无关民间日用，为洋舶所必需，是以减税惠商，南北洋各口均不得援以为例。”诏可。

    三年，聘英人合札为矿师，并购机器装置八堵，大为开采，出口亦多。

    而经费繁杂，不敷开用，委员浮冒，积弊日深。八年二月，台湾道刘璈禀请督抚，略曰：“台北煤务为台湾漏巵，中外疑议，已非一日。职道履任以来，亟思设法整顿，以期除弊兴利。盖以煤务事属创办，职道又未亲履其地，远观悬揣，漫议章程，失刻失疏，均虞未协。然屡奉钧批，又不敢以月耗巨帑，责归台防之事，置诸后图。从前张升道深知其难，请由船政主办，实由于此。嗣后黎星宪复称统归船政办理。盖以煤务之坏，坏于历办不得其人，浮费过多，成本过重，随处浮冒，任意报销尔。郑倅接办以来，自禀牍观之，较前诸员似有把握，然以册报论之，似其不实不尽之处，仍所不免。八堵以总炭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余石起解，基隆只收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余石，十余里间，少去三千三百余石，已属不解。而八堵以粉炭九千零十石起解，基隆仅收三千四百三十石，竟少去五千一百八十石。基隆收发之时，又各有失耗，大较又去一成。既减成色，又失斤重，一转移间，一月之内，耗至八千余石，揆之于理，似欠圆通。又工匠等听烧官煤，月至数千石，洋人三名月烧官煤九千斤，路旁三灯月烧官煤四万斤，其间不应滥支之处，不可胜数。此煤斤滥耗之情形也。至于银钱数目，采煤工价，浮于所收之额，多至三千四百余石。车运之价，亦难实按。种种糜费，悉难枚举。今拟委补用同知史悠棻、候补通判李嘉棠会同办理，不过欲于台湾漏巵，稍求补苴尔。”于是妥定章程八条，竭力整饬。时有毕德卫洋行揽销总炭，船局以为不可，乃于上海自设台湾煤务分局，又于汕头、香港、厦门托商代售，统计每年出煤一百四五十万石，可得二十余万圆，而局费不过数万圆，入多出少，渐有起色。若能扩充销路，尤足以兴其利也。法之役，基隆失守，煤局被毁。及平，巡抚刘铭传奏设煤务局，委张鸿禄办之，投资四十余万两，新置机器，又聘外国矿师，召工开采。至十三年，每日出煤可百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