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近一个世纪之前，这些想法近乎于一场革命：他强凋思维的方式，而非思维的内容；他强调化学应当牢固建立在物理学和数学之上；他对学生满怀热忱（在某种意义上，学生就是他的家庭成员）；他创造了一种学生和教师可以不断进行交流的轻松气氛。许多比他晚一辈的物理化学家都记得乘坐诺伊斯的游艇“研究号”驶出波士顿港的情景。一路上，大家谈论着最新的化学理论，对他即兴吟诵的诗句报以阵阵的喝彩声。诺伊斯本人研究的功底很深，但他最大的贡献还在于改变了化学系学生教育的方式。鲍林回忆说，诺伊斯是一位“伟大的化学教师”。

    “物理化学研究实验室在美国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是值得大书一笔的，”鲍林后来写道。物理化学的影响不断扩大，而诺伊斯实验室一马当先，就化学反应的机制和过程，在热力学和自由能等方面不断地作出了重要的发现。物理化学成功地建立起一整套基础理论，发现了化学的基本规律。诺贝尔奖开始垂青物理化学家；范托夫由于发现了化学力学定律和渗透压赢得了190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阿雷尼乌斯由于建立了电解质的电离理论而获得190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奥斯特瓦尔德本人也由于其在催化作用、化学平衡和反应速度上的杰出贡献而在190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钱追逐着成功。在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给予化学的资助有85％授予了物理化学家，诺伊斯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教师和物理化学博士后学者——有些学者甚至破天荒地来自德国。诺伊斯实验室成为化学界的“卡米洛”①，他则当之无愧地被学生们称为“亚瑟王”。

    ①卡米洛（Camilot），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后来则用来比喻繁荣昌盛的乐园。

    诺伊斯的物理化学实验室资金是自筹的，他又亲自负责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因此，实验室得以沿着一条不同于麻省理工学院注重应用教育的道路发展。当然，诺伊斯深信，他对应用培训所持的这种新态度对整个研究室都是有益的。在他担任麻省理工学院代理校长的两年时间里，如同他后来在一篇讲话中提到的，他曾试图说服工程师们，“工业研究并不是教育机构最主要的研究机遇……教育机构的主战场在纯科学领域——研究基本的原则和现象，而非急功近利的应用性推广。”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却不以为然。他们发现诺伊斯的小王国从用于学校主要目的——工程教育——的资金中抽走了不少份额，而且使学生们在学习上变得三心二意了。

    同时，研究实验室本身的成功也开始成为一种破坏性因素。其他学校急于模仿诺伊斯模式，明目张胆地挖他的教师和最好的研究生。最沉重的打击发生在1912年。伯克利分校——在动诺伊斯脑筋不成之后——向路易斯许诺，让他开设自己的化学课程，就此挖走了诺伊斯最得力的一位助手。路易斯为了让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化学系尽快上马，又带走了另一位诺伊斯最好的教授和一些优秀的研究生。实验室其他一些教授和学者也挡不住来自私有企业和财大气粗的其他学院的高薪聘请，纷纷跳槽。由于长期得不到足够的资助，麻省理工学院已经难以招架来自这些方面的竞争。

    与伯克利分校向诺伊斯发出的聘书相比，他从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海耳向他发出的邀请就显得滑稽可笑了。1913年，海耳请求诺伊斯放弃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到一所既无名气、又无资金的叫作斯洛普的学校去。海耳夸下海口说，将来可以得到所有他熟识的富人的支持。不过，到了1915年，诺伊斯越来越不满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业化倾向，而海耳日渐兑现新建设施的保证也让他动心。他开始重新考虑海耳的邀请，并同意到斯洛普去看一看。海耳的承诺在1917年成为现实，他说服一个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