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委员会颁发的；具备鲍林这样能力的毕业生，自然希望能赢得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奖学金，到别的学校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谋求一个教职。

    唯一的问题是路易斯。诺伊斯深知伯克利化学系的实力，也深知路易斯的个人魅力，他不想冒险让鲍林到伯克利去与路易斯形影不离地过几个月。他建议鲍林申请国家委员会奖学金，同时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要求，要鲍林在母校攻读博士后。鲍林希望进行Ｘ射线晶体学研究，诺伊斯在推荐信中强调，除了加州理工学院，其他学校都没有像样的晶体学实验设备，他还提出指派几个研究生协助鲍林工作，并暗示以后将安排鲍林的教职。“我担心，如果鲍林现在到了别的学校，这个杰出的青年研究人员就会失去一个绝好的研究机会，”诺伊斯在给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信中这样写道。

    同时，诺伊斯又积极准备了第二手方案。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不大可能为鲍林破例；要是那样的话，鲍林就有可能去伯克利，并且一去不复返。1925年春天，诺伊斯听说一个新的国际奖学金计划——古根海姆家族基金刚刚启动。尽管第一批正式的古根海姆研究基金获得者要到1926年4月才会最终选定，但据说有一个先期的特别需求小组将获得资助在1925年夏天成行。诺伊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最赏识的弟子，并和密立根一起竭力劝说鲍林申请，以便到欧洲向量子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

    但是鲍林并不急着去欧洲。在加州理工学院他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完成，而且他也盼望能到伯克利与路易斯工作一段时间。所以当他获悉自己赢得了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奖学金后——附带规定他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的六个月内一定要到另一所学校去——他立即通知古根海姆基金会，自己想一年后再考虑出国的事情。

    欧洲是鲍林顺理成章的选择。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之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在基础科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诺伊斯以及其他人的努力下，美国的化学已经与欧洲的化学并驾齐驱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已超过欧洲。在需要动手的方面也同样如此。私营企业新增的资助，加上诸如密立根这类精明的本国科学家的技术，美国已经毫不落后于世界潮流了。但在理论物理方面，在思维实验、笔纸运算和对新定律的发现方面，仍是欧洲一统天下。这一点在量子理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到1925年时，玻尔和索末菲的“陈旧的”量子理论显然已经被推翻，新一代的年轻理论家开始彻底与经典物理学决裂。新生代几乎全是欧洲人——主要来自德国、法国和英国。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认识到了这一新浪潮的重要性，纷纷派遣新造就的博士到欧洲量子学中心去学习：去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院，哥廷根的玻恩研究院，慕尼黑的索末菲研究院，苏黎世的薛定谔研究院。

    诺伊斯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之后鲍林可能去伯克利，也许再也不回头。

    诺伊斯是幸运的。从1925年夏天开始，鲍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那个重大的命题：化学键的本质。他开始雄心勃勃地撰写一篇论文，直接把量子理论和化学键的问题联系起来，通过收集到的大量晶体学和其他化学数据来批驳路易斯旧的静态原于模型，支持玻尔的动态原子模型。接着，为了说明苯的结构，他延伸了这一思想，提出旋转的电子对可能围绕着两个、而非一个原子核旋转，这样建立起一个分享电子对化学键。量子物理学的进步很快就将证明这一方法行不通，但在当时这篇论文相当重要，因为这不光表明鲍林能够把结构化学与现代物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还表明这位新博士能够宏观地思考科学问题。

    与此同时，诺伊斯也在积极谋划着鲍林的未来。他认识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上层人物弗兰克·艾迪洛特，他在1925年秋天安排鲍林和艾迪洛特在加州理工学院教工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