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机化学到有机化学，在一个新的层次上揭示了规律和意义。因此，他开始围绕这些基本课题组织具体的教学。

    那些在化学和数学方面功底扎实的好学生成了鲍林理论的忠实信徒，而那些本科生，特别是缺乏这方面准备的非化学专业的学生，则觉得鲍林的课程艰深和费解。

    对于那些对他不怎么恭敬的学生，鲍林有时是很不客气的。一次，在给新生上第一堂化学课的时候，他的“罗马式”姿势引起了学生们哄堂大笑。鲍林却丝毫不觉得有趣。一位1933届的学生回忆说，鲍林“冲着班里个子最大的一个学生——后来是校橄榄球队的后卫——发了火，把他赶出了教室。从那时起，我们班在上他的课时都非常严肃”。也许，从某些方面来看，他仍然太年轻，引不起别人足够的重视。在1934年夏天，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成熟一些，更像教师一些，鲍林留起了赭色的胡须，并时断时续地留了好些年。

    鲍林的学术生涯青云直上，他和爱娃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她曾经能够帮助他进行工作，记些笔记，画些草图，并制作一些晶体模型。但是鲍林的工作越来越理论化，越来越复杂，她渐渐地赶不上了。“起先我帮他做些索引，一开始还做些校对，”她回忆说，“但是他发现别人比我做得更好，也没我这么费劲。而且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兴趣，我开始把时间花在别的方面。”

    “别的方面”主要是孩子和家庭。1932年末，鲍林一家搬到了紧靠加州理工学院的一所较大的屋子，有更多的家务要做，而且现在有三个孩子要照料：新生儿琳达，1岁的彼得和调皮的7岁的小莱纳斯。正如她一贯的态度，爱娃全身心地承担起自己的新职责。在1927年，她给自己写道：“如果一个女人坦诚直率，思路清晰的话，她很快就会认识到，不管她选取了哪一种终身事业，她都不可能比一个男人做得好，除非这一事业是在家中管孩子。”她在大学里受到的是扎根于科学的家政学教育，她在婚后很早就决定要创造一个理想的家庭，培养理想的孩子。

    鲍林一家的生活形成了定式。爱娃每日照料孩子，整理房间，洗衣做饭；鲍林则整日埋头于科学。家里有一间小书房，他总是一早就进去开始工作。早餐后，他走过两个街区到学校，然后在办公室或是实验室干上一整天。他回家吃晚饭，接着回到学校出席晚间讨论会，或是钻进书房继续计算，一直到深夜。周末和大多数节假日也不例外。他经常外出开会或举行讲座，大多数时候独来独往。他出门多数时间喜欢坐火车，因为这可以让他一个人不受打扰地进行更多的研究。

    爱娃觉得自己有义务让丈夫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工作。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包括洗衣做饭，不让孩子们去打扰他，精心安排起居，好让他有充裕的时间。这既是一个家庭主妇的日常安排，更是一个聪明女人的明智抉择。爱娃后来说：“一个称职的科学家必须无时无刻地进行着思考。他通常不希望自己的思路被打断。作为科学家的妻子确实需要老实本分一些。她们不应该抱有什么奢望。你瞧，她们不用上剧院；她们不用上馆子。……她们得有自己寻找乐趣的本领，并深入地想一想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她的话中有一些怨气，对成天见不到丈夫的不满，对两人平行疏远的生活的不满，以及对生活在鲍林的影子中的不满。爱娃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不比鲍林差；她的自尊心也很强，她同样可望获得承认。她爱自己的孩子们；她的丈夫回忆说，她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厨师”，并且尽量享受着家庭中有限的天伦之乐。

    但是她发现，单纯的家庭生活满足不了自己的需要。她不想“老实本分”。爱娃闲不住，对许多大问题感兴趣；她广泛地进行阅读，并思考着国内外大事。30年代，她小时候受到的自由激进思想开始复苏，她重新对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