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份亲手交给海耳，还亲自写了一段话。“鲍林好大喜功，野心勃勃，惟我独尊，但是我确实相信，他主要的思路是在其研究领域之外建立一个更大的研究中心。”然后他要求紧急约见托尔曼、海耳和密立根。

    在会议上，大家很快意识到问题没那么简单。密立根希望托尔曼能够继任；他不仅资格老，而且是合适的人选；他和密立根以及加州理工学院最大的那些施主参加同样的私人俱乐部，属于同一个社交圈。在另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还记得鲍林刚读研究生时的模样。他来自穷乡僻壤，一贫如洗，和年轻的太太和孩子住在一间租来的破旧屋子里。他怎么能够应付那些学院需要交好的百万富翁呢？密立根特别担心鲁莽的鲍林在自己理事会前的表现。然而诺伊斯仍然不相信托尔曼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化学系或者管理工作中去，他争辩说，失去鲍林将是学院的一大损失。托尔曼本人对独自一人取代诺伊斯表示了保留的意见。

    最后，大家达成了妥协：对化学系采取分治管理的模式。鲍林将称为名义上的系主任，但是他将和一个新的化学系委员会分享他的权力。这一委员会包括五名成员，将最终决定任命、提升、工资和预算等问题。托尔曼将作为化学系在加州理工学院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负责与理事们打交道。

    这一计划是在7月份制定的，但是在11月正式公布的时候，鲍林的角色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也许诺伊斯还不愿就此退休；也许化学系的教师反对原先的计划。总之，最后诺伊斯被任命为化学系委员会的主席，而鲍林是成员之一。主席是委员会的当然成员，没有什么实权。他能够将有关事务提交给委员会，但是没有投票权。这一体制保证了在诺伊斯死后，他的互相合作、教师集体管理的模式能够继续下去，而不至于造成某一个人独霸化学系。在被剥夺了所有实质性内容之后，这一有名无实的化学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将在恰当的时候授予鲍林。

    鲍林得知了这一消息。圣诞节刚过，他写信给科南特，说自己有兴趣到哈佛来。但是，与七年前各大学争相礼聘鲍林相比，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可供挑选的受过量子力学训练的青年化学家很多——哈佛在一年前刚刚招募了鲍林一个最得意的弟子，布莱特·威尔逊——而且把鲍林庞大的研究队伍搬到东部去需要一大笔钱。在对大萧条影响下的预算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苦思冥想之后，科南特回信说：“我非常遗憾地告诉您，现在哈佛看来无法提供您所需要的那些机会。”

    自尊心受到双重打击的鲍林一头扎回到研究工作中。诺伊斯让他参与一个自己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的最后的大项目，创建一所生物有机化学研究院，并借此来抚慰鲍林的创伤。这个新的跨学科的研究团体将运用现代化学的工具来重新塑造生物学。他说，鲍林将是这一学院的学术领袖，可以获得新楼的整个一层楼面。其他教师将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以后将陆续被聘用。更多场地和更高学术地位的承诺帮助鲍林克服了自己的失望情绪，一门心思地扑在工作上。

    韦弗在1936年3月访问加州理工学院，他非常高兴地了解到鲍林在血红蛋白研究上取得了进展。当鲍林在晚餐上介绍自己对其他蛋白质研究产生了新的兴趣，说到自己的工作有可能有助于攻克癌症时，韦弗就更加喜不自禁了。

    韦弗还拜访了明显衰弱的诺伊斯。诺伊斯强打精神，四方寻求资助，招兵买马，为扩建和装备生物有机化学学院作准备。韦弗对这一规划非常兴奋——这毕竟表明，他长期以来信奉的研究生物学的方法将被实现——他告诉诺伊斯，他将和理事会一起密切关注这一项目的进展。

    诺伊斯对这个项目信心十足，况且他急切地想在自己离开人世前把一切都料理停当。他让鲍林充分地考查一下新学院的合适人选。这回倒是鲍林摆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