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的档案就要送到一个地区性人事安全部门作进一步的审查。那个安全部门有权撤销此人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此人将不得参与任何保密项目的研究——而且还用不到召见当事人或者提供任何证据。科学家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唯一的求助手段是向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申诉。如果是第一次，当事人可以在律师的陪同下亲自陈述自己的情况。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并非精确意义上的审理——而是在判决已经作出，并且由军方对平民的政治活动作出判断之后，在法律制度之外进行的一种活动——当然，听证会在形式上很像法庭审理，有审问、抗辩、律师等等。这是一种《阿丽丝漫游记》式的制度。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作出判决以后，当事人就再也无处可以申诉了，陪审团作出的是最终判决。

    成千上万名学者受到这一荒唐制度的摆布。一个人一旦因故被排除在某一密级之外——其理由可以仅仅是参加过某一可疑的团体——那么，在别的地方，不管是不是政府项目，此人要找到饭碗将都是非常困难的。忠诚鉴定并没有查出任何原子弹间谍，但在实际上起到了堵住不同政见者之口的作用。五年以前，这种开列黑名单的基本做法，曾经有效地迫使电影界纳入安分守己的轨道，现在则被用来防止学者在政治上说三道四了。

    此时，鲍林本人也被卷入了忠诚鉴定的浪潮。

    鲍林曾避免涉足国防保密项目的研究。但是，根据合同规定，他是加州理工学院教职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一职位要求他审查其他人提交的从事保密项目要求资助的申请。空军要求，任何人阅读他们的有关合同，那怕此人具有审查人的身份，也都应当接受较低密级的资格审查。这种人只能接触属于“机要”级或“内部”级的材料，不能参阅“机密”级或“绝密”级的文件。对有关人作这种较低密级的鉴定，原本只是加盖橡皮图章的例行公事，很少要求本人到场接受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全面审查。1951年初，加州理工学院将鲍林和另外一些校务委员和员工的名单上报，让有关方面作这种较低密级的资格鉴定。所有人都顺利过关——但鲍林除外。

    7月下旬，鲍林收到了当地军事安全委员会的一封公函，正式通知他要求接触加州理工学院保密材料的申请不予批准。根据该委员会掌握的“情报”，“你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与共产党员有密切联系的外围人员，……你还与信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众多团体发生过密切的联系，或者就是其中一员，在许多场合，你曾公开为知名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辩护。”

    一切全是不实之辞。鲍林立即就上述指控向就业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申诉。听证会定于11月份举行。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鲍林在美国被指控为共产党人的同一时间里，有消息传到加州理工学院，称他受到了苏联化学家的严厉谴责，说他基于共振的化学结构理论“错误百出，用心险恶”。李森科时代的俄国学者为了吹嘘俄罗斯在结构化学方面取得的成就，用了两年的时间在与鲍林的“资产阶级反动”化学思想决裂，特别是要与他的并不真正独立存在的唯心主义共振结构的用法决裂。他们认为，共振理论与唯物主义唱反调，因而也是反苏的。1951年夏，苏联科学院化学部通过正式决议，认为鲍林的做法是“伪科学”，是“唯心主义”，因此必须摒弃。《真理报》大力鼓吹这一决议，并且在苏联的科学出版物上激起了一阵阵声讨的浪潮，称鲍林研究化学的方法是“臆想捏造出来的玩意，是与现实毫不相干的偷懒想法”。一位当代观察家在《美国化学教育期刊》上发表文章写道：“攻击辱骂之猛裂和粗暴，这在化学界是史无前例的。”自此开始，苏联化学走上了反鲍林的轨道。

    鲍林现在处在这样一种奇特的地位：一方面，美国人辱骂他是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