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的一位研究生合用一间办公室。这个人的名字叫弗朗西·克里克，他对Ｘ光衍射技术的了解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两个人马上动手干了起来。他们可谓是天生的一对：克里克已经三十五六岁了，当研究生年龄是大了一些——战争耽误了他的学业——然而，他这个人充满自信，性情直爽，十分健谈，甚至有点啰唆，留着时髦的络腮胡子，爱穿三件一套的西服；至于沃森，年轻，瘦削，腼腆，下穿美国式网球鞋，上留小平头的发式。欧温·切加夫为他俩描绘了一幅用意尖刻的现代画：“一位已经35岁，面带一副赛马场票贩无可奈何的神色……经常喜欢用假声发音的人，在云山雾海的高谈阔论中，偶而也会闪现出一星半点智慧的火花。另一位则尚未见过世面，……露齿一笑，与其说是胆怯，不如说是狡黠，……一个其貌不扬的山野村夫。”他说，克里克和沃森看上去就像是一对“杂耍演员”。

    但是，这两个人却相互钦慕。克里克不久就明白沃森为什么“在多数场合被人视为聪明过头了”。沃森在碰到克里克之后几个星期就写信给德尔布吕克，称克里克“无疑是与我一道工作过的最聪明的人，也是我看到过的研究方法与鲍林最为接近的人”。鉴于两人对鲍林这位帕萨迪纳怪杰都极为崇拜，因此上述言辞中的赞美之意也就非常明显了。沃森第一次感受到鲍林之魅力是在1949年夏，那时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与德尔布吕克一起工作了几个月，同时还先后认识了鲍林实验室的几位年轻人。沃森只是在离鲍林很远的地方见过他一眼，但这已经足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世界上谁也比不上莱纳斯，”沃森后来写道。“即使他在胡吹乱编，那些着了迷般的学生也决不会看出什么破绽，因为他显示出来的自信可以折服任何人。”鲍林的地位独特，风格鲜明，他是一位科学巨匠。他还有一个和和美美的家庭，他总喜欢驾驶赛车风驰电掣般地四处兜风。对于年方19的沃森来说，鲍林是一位值得仿效的榜样。

    克里克开始时并不是鲍林的崇拜者，他是鲍林的竞争对手。布拉格、佩鲁茨、肯德鲁等人在一起进行学术讨论时，他也在场。正是这些讨论引出了1950年关于蛋白质结构的那篇考虑欠周的论文。克里克和这些人一样，没有注意到平面肽链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鲍林用阿尔法螺旋表明他们的理论漏洞百出的时候，他也承受了由此而来的屈辱。他从这次经历中，得到了三点难忘的收获。第一是鲍林的研究方法，就是根据对化学原理所掌握的坚实基础，借助于建模技术，就可对结果作出合理猜想，这是弄清楚巨型生物分子的最快途径。第二，不能光凭试验得到的一条证据就动摇自己对一种理论的认识——他亲自看到，鲍林果断地决定暂不理会5.1埃这一异常的反射现象。第三，螺旋就是需要寻找的形式。

    沃森刚来时，克里克研究的一个项目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他已无必要再去没完没了地在数学上解释血红蛋白的衍射图式。沃森只花了几天功夫，就向克里克提供了他要寻找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从长远来看却更为重要的目标：DNA。两个人在研究方法上迅速地达成了共识：与其推导出复杂的数学模型，直接而又明确地解释Ｘ光的衍射结果，还不如借助化学常识构筑结构的一个模型。正如沃森所说，他们决定“仿效鲍林，并在他本人发起的这场竞赛中将他击败”。

    克里克和沃森在1950年秋天第一次尝试解决DNA的结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已有许多报道，其中记述最为引人入胜的当算沃森本人撰写的《双螺旋》一书。用一句话即可概括：他们的尝试时间不长，并且以失败告终。他们采用了鲍林的研究方法，花了几个星期设想了一个三螺旋模型。这三个螺旋相互缠绕，中心是磷酸。这一模型与密度数据似乎是吻合的，Ｘ射线数据与每一个分子中有两到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