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清楚，脱离现行政策另搞一套，必将后患无穷。”两年以前有人不顾她的反对，给鲍林签发了护照，就是开了抛弃现行做法的一个先例，这一次，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在鲍林的护照上写上几句话，使他除了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外，禁止他做别的事情，这个主意怎么样？这也不行，希普利斩钉截铁地说。会议再也开不下去，只得中断。麦克劳德和希普利力主扣发护照，其他三位官员——将鲍林列入“冒失莽撞、头脑不清的左翼人士”的范畴，对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建议签发，以免引起公众不满。

    杜勒斯作出最终决定，给鲍林颁发护照。

    小胡佛对此很不愉快。这就意味着无需经过上诉这一步骤，而这一手续原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为鲍林设置的。他认为杜勒斯的决定将置国务院于批评的火力之下。那一天晚些时候，他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朋友，要求这一机构审阅他为颁发护照所起草的一封公函。为了发泄怒气，小胡佛对这位朋友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将鲍林撵出加州理工学院，现在，不经申诉就给他签发护照，他实在咽不下这口闷气。不久以后，小胡佛就辞去了加州理工学院校董之职，从此与鲍林更是结下了不解之仇。

    小胡佛对杜勒斯的公关问题作了一番考察。他对手下人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插手这种事情。”

    那天下午，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给鲍林发了一封短信，通知他已被批准前往斯德哥尔摩。

    同一天，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发现希普利独自一人坐在咖啡厅里。他走到她身边坐下。两人作了长时间的交谈，谈到鲍林，谈到共产党人，谈到履行正常手续的重要意义。这位顾问注意到，希普利情绪黯然，对于她的意见再次遭到否定深感不满，对这样的办事方式表示失望，并再三重复应当拒发鲍林的护照。

    几个星期之内，希普利正式宣布，她要辞去护照处处长的职务。

    关于鲍林一案，麦克劳德创造了一种颇有几分幽默的说法。事情过后不久，一个国会委员会问起，鲍林怎么能不经申诉而成功地领到了护照，他回答说，颁发护照是“自我申诉”的结果。有人要他解释一下这一用语，他笑了起来，说，它的意思就是“国务院也要阅读有关文件”。

    鲍林领到的护照，不但去瑞典有效，而且适用于去世界各地。

    12月5日，鲍林怀着如往日一样的愉快心情，携带着爱娃、克莱林，还有小莱纳斯和他的妻子安妮塔，乘飞机离开洛杉矶。他们在哥本哈根与彼得和琳达会合，然后，一家子人，正如爱娃回忆时所说，“一帮快乐的人”，一道前往斯德哥尔摩。

    鲍林从未见过像诺贝尔奖颁发典礼那样的场面。这一活动是从12月9日开始的，先是由瑞典皇宫大臣为获奖者举行招待会。会上，鲍林与两位物理学奖得主作了简短的交谈。其中一位名叫玻恩①，哥廷根的数学大师，鲍林第一次访问欧洲时曾与他见过面。他由于在量子力学方面的成就，与一位德国实验物理学家博特②一起分享这一迟到的殊荣。博特最出色的工作也是在20年代末完成的。鲍林还见到了获得医学奖的美国人三人小组的成员。他们因在小儿麻痹症方面的研究而受到表彰。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③欧洲新闻媒体仰幕已久的人物。他在一次非洲之行中受了伤，因而这次无法在斯德哥尔摩露面，

    ①玻恩（Max Born，1882—1970），英籍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因对亚原子粒子特性作了统计学的系统阐述，与博特一起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②博特（althe，1891—1957），德国物理学家，应用符合电路法，测定电磁辐射的粒子性，发现了中子，与玻恩一起获得了1954年诺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