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为它们的名誉会员。

    鲍林忙得不可开交了。一般情况下，他只能婉言拒绝，抱歉自己抽不出时间。他不再参加任何社团，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团体。即使是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也无法说服他参加。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充当各方面反对核试验人士的主要发言人，在50年代后期是很有声势的。鲍林曾经对这个组织的一次集会讲过话，但是，他对招募会员的人员说，他宁愿作为一名“不受任何团体支配的独立人士”开展自己的活动。

    有时，荣誉是强加到他头上的。6月下旬，鲍林收到一封信，说他和国家科学院院长戴特列夫·布隆克一起，已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们是最早享有这一殊荣的两个美国人。鲍林心里很清楚，在苏联，很少有比“院士”头衔更高的荣誉了。他对新闻记者说，他“感到非常愉快和荣幸”。在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则提到，“在今天这个世界格局中，简单而又天真地忽视这一荣誉的政治含义，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世界格局正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尽管特勒有很大的影响，原子能委员会遵循着一条强硬的路线，一贯反对禁试的谈判，但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改变了航向。其部分原因是他受到了温和派顾问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他注意到了公众在放射性尘埃问题上接连不断的抗议。由于鲍林公开发起的运动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这方面活动的力量仍是相当强大的。总结回顾了过去十八个月里的政绩，希望自己在离开政坛以前能做一点实事来推进世界和平的事业。

    于是，出于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在1958年夏天突然同意进行禁试的谈判。1958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有关专家的会议，在技术上研究核查的可行性——谈判双方都需要保证，条约一旦生效，要是某一个国家有欺诈行为，就能立即被抓住，因此，核查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那年夏天，专家们在紧张地谈判，另一方面，核试验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不过，到了8月下半月，鲍林听到了好消息：日内瓦专家会议已认定，要识别一次非法的核试验，甚至是地下核试验，在技术上是可以办到的。现在，通向禁试的大门已经打开了。美国和英国已经完成了一系列最新的试验，因而能正式宣布，它们准备停止核试验一年，条件是苏联人也这样做。

    在此之前六个月，提出禁止核试验的任何想法都被认为是共产党颠复活动的证据。如今，这已成为政府官方的政策。

    这一惊人的转变使鲍林兴奋不已。此时正值鲍林的新书《不再有战争！》开始上书架发售之际，鲍林旋风般地周游于全国各地，进行促销的活动，希望能在公众中产生一种轰动的效应。但是，也许美国政策的变化降低了这本书的吸引力，尽管它受到广泛的好评和推崇，评论界也不乏褒词和赞语，钦佩他勇于坚持禁试的立场，称赞书中的“论述简洁有力”，但这本书的销售情况却令人失望。鲍林最后自己掏腰包买了几百本，分发给他认为在禁试问题上有些影响的人物。他还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寄送了一些，向美国参议院议员各送了一本，甚至还在加州理工学院同事的办公台上留下了几本。

    鲍林成了艾森豪威尔改革的倡导者，不过，这一地位并不意味着他将不再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了。8月底，他抵达英国，一方面是出席学术会议，另一方面是要亲自露面，支持《不再有战争！》一书在英国出版。他还要向“核裁军运动”发表演说，这是以罗素为首的和平人士组成的一个团体。移民局官员强迫鲍林缩短访问英国的时间，使他无法参加反对核试验的群众集会。鲍林和罗素设法将这一事件在新闻媒体上曝光，各报将其作为冷战歇斯底里的一个例子作了广泛的报道。结果产生了预期的影响：英国政府只好让步，允许鲍林回到集会上讲话。经过这一番吵闹，鲍林出现在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