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富豪”。大约有一百名左右的科学家，利用了自己的研究才能，在国防工业上为自己聚敛财富。在鲍林眼里，这些学界富豪如同特勒一样，卖身求荣，他们的出现乃是一度曾是高尚的行业开始腐败和堕落的象征。

    但是，能够这么居高临下地观察问题的，除了他本人以外，就只有爱娃、罗素和少数几位积极活动的朋友了。看来，在反对核武器的纯洁事业中，谁也没有达到他们的境界。

    鲍林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举例来说，1960年，理性主义学会将他提名为那一年度的理性主义者；《时代》周刊将他作为封面人物刊登在1961年1月号上，鲍林成了被评为“年度人物”的科学家之——但是，作为和平运动的领导者来说，与其说他是一位英雄，还不如说他已经成了一门比较自由的大炮，一位受人欢迎的发言人，一个用来抗衡特勒的砝码，同时也是一个不可捉摸、爱闹独立、越来越喜欢与人争吵。离左派核心越远就越感到舒服的人。

    肯尼迪，奥斯陆，脑冰

    美国新总统也没有逃过鲍林锐利的眼睛。长期以来，鲍林一直是斯蒂文森的支持者，而对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这位闯劲十足的年轻参议员，他始终保持不温不火的态度。1960年，就有一些人私下议论，要将鲍林推选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在斯坦福大学生的一次模拟投票中，从3000名自填候选人的选票中，他得了152票），但他认为这是一个玩笑而已。他对支持者说——其中有些人后来提议他参加洛杉矶市参议员或市长的竞选——他不是政客。

    为了推动长期停滞不前的日内瓦谈判，肯尼迪至少算是适当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他上任后不久，就成立了美国军务控制和裁军局。“我本人高度评价我国新总统实现裁军的愿望，”鲍林在总统竞选后不久写道。肯尼迪也很有气度，他邀请鲍林和166名“有创造性贡献的美国人”参加1961年初在华盛顿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鲍林因另有约会未能参加，但他还是颇有感触，这毕竟是一种新的姿态，12年了，他一直受到白宫的白眼。他送去了请柬的回复，同时还附上了个人的一张便条：“我很高兴能加入欢迎和祝贺您当选的行列，您是我们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希望。”

    他的希望没有落空。1961年，肯尼迪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以总统的身份向苏联人发出挑战：“不要军备竞赛，要和平竞赛。”作为开始，可先禁止大气层核试验。与此同时，肯尼迪又一次充实了美国在日内瓦的和平谈判团，派遣阿瑟·迪安为谈判首席代表，要求“作出新的努力并下最大的决心”。

    尽管这些都是积极的迹象，但鲍林认为仍须向有关方面不断施加压力。肯尼迪在谈论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但他手下的人却还在谈论着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核武器的问题，说是要进一步提醒苏联人，他们在欧洲打地面战争是是无法取胜的。还有报告表明，中国人也在研制原子弹。鲍林认为，核技术这种可能扩散的现象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倾向。掌握核武器或者能够生产核武器的手段的国家越多，发生核事故、偷盗核技术或引发疯狂灾难的可能性就越大。

    鲍林确信，肯尼迪正在有效地促成禁试的谈判，所以，1961年初，鲍林又转向了一个新目标：制止核武器扩散。

    鲍林夫妇认定，最好的方法是展开一场新的请愿活动。在若干积极参加活动的朋友帮助下，鲍林起草了一份呼吁书，要求停止用核武器武装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在全面裁军的方向上跨出扎实的一步，增强联合国的作用，并将其视为争取世界和平的力量。他们将其命名为“关于停止核扩散的呼吁书”，并且立即寄发给两千名科学家，这些人曾在他们以前那份请愿书上签过名。信封上的地址和收信人名字都是鲍林夫妇在他们厨房间的餐桌上一一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