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飘泊岁月-1
爱娃本人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和平运动人士,她一个人前往荷兰海牙参加妇女和平大会。在机场,她耽搁了很长时间,当地一位官员对她说,“他们不欢迎游行示威者,”因此不让她入境。无奈之中,她只得打电话给留在美国的鲍林,鲍林又接通了在华盛顿的荷兰使馆的电话,对方弄清了情况,爱娃才得以入境。
在家里,两个人都忙得很,有许多事情要干。鲍林花了很多时间从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称之为“三重革命”,得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支持。这是一项目标非常广泛的建议,旨在改变美国社会,使之适应于在武器、自动化和人权等方面新近取得的进展。这一建议的主要内容有:保证所有美国人都享有不低于某一下限的工资,对高速公共交通、教育和低成本住房进行大规模投资,等等。这个建议公之于世后,有些人攻击它是“左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好走极端的经济理论家”的玩意,更多的人则根本就未将其当回事。这也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方法遭到失败的又一例证。
在业余时间里,鲍林夫妇曾经打算到古巴作一次旅行,但没有成功;他们想方设法收集和研究与肯尼迪暗杀事件有关的资料。根据有关证据,鲍林确信,这次谋杀是由一帮得克萨斯实业界人士、右翼分子和亲约翰逊的支持者策划的。此外,他把愈来愈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和谈论一个新问题:越南问题。
“我说不大清楚我们为什么马上要做那么多事情,也许我们总认为自己应当比一般人多做五倍事才对,”爱娃写道。“不过,我也吃不准这种想法对不对。”在这一阶段里,她在信中不断提到,她担心他们在生活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鲍林拼命地工作,他们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能不能当选感到悲观。“在此一切都好,”爱娃写道,“就是法西斯分子愈来愈猖狂……这个研究中心也许应当更名为‘美国民主制度失效研究中心’。”
1964年总统竞选期间,总算显现出唯一的闪光点。这倒不是因为约翰逊赢了——“有人说,约翰逊当了总统,但赢得选举的是戈德华特,这种说法还是有些道理的,”爱娃写道——而是因为鲍林得到了两千五百张要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州长的选票。
接下来是不很愉快的两年。鲍林为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花去的时间越来越少,个人出外访问和工作的时间却越来越多了。他们两人关注的焦点已从禁试问题转向越南战争。鲍林谴责这场战争不但违反宪法——他的论点是,约翰逊未经国会宣布就进行了战争——而且是没有必要的。1965年2月,研究中心在纽约举办了一次名为“世界和平”的活动,鲍林在会上尖锐地抨击了美国的政策。会后,他起草了一份致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呼吁书,支持立即停火并寻求政治解决的办法。十名在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八名在呼吁书上签了字。鲍林将这份关于越南问题的呼吁书寄给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然后还试图充当调停人,将胡志明的回信转交给约翰逊。但是,白宫并没有理会他所作的努力。
鲍林现在仅有的科学工具就只有笔、纸和计算尺了。1965年夏天,他又转向纯物理学,研究有关原子核结构的一种新理论。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样是用原子建筑师的观点开展研究工作的。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称为“紧包装球子论”,用他描述晶体结构时所用的方式刻画了原子核结构。考虑到有关的尺寸和电荷分布的情况,他将原子核看作为逻辑上具有某种特定形式的一团微粒。他还试图将20年代关于晶体学总结出来的一套鲍林规则沿用于核物理。虽然这对现有理论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简化,但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大的新突破。因此,当这一结果在1965年国家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发表时,仅得到一些物理学家非常勉强的认可。
1966年2月,鲍林庆祝了66岁生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