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坏死而引起出血的症状。因此，他当初的热情很快就冷了下来，怀疑的情绪开始占上风。卡梅隆写道：“事情已经愈来愈清楚，虽然抗坏血酸有‘作用’，但是要具体运用于临床，还会碰到相当大而且目前还无望解决的问题。”

    鲍林回信劝说这位同行坚持自己的努力。“据我所知，您在治疗癌症方面需要攻克的将是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希望的问题，”他在给卡梅隆的信中这样说。“首先，最为关键的是要进行透彻的研究来弄清楚抗坏血酸的价值。”关于这一令人激动的新理论，也应当写一点东西正式发表。他致函卡梅隆说，最好的办法是对身患晚期癌症的病人进行双盲试验，让其中一些人服维生素Ｃ，另一些人则服安慰剂。但是，卡梅隆拒绝了这一建议。虽然有少数病人死亡，但是接受维生素Ｃ疗法的其他病人，无论是他原先的支持者，还是后来新列入这一名单的人，病情仍比预料的要好。他感到，只给这些已到癌症晚期的病人服用维生素Ｃ，不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这是有损于道德的事。

    鲍林心里想，即使不进行双育试验，也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发表了。他认为，为了促使人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应当将卡梅隆在维生素Ｃ与癌症问题上所作研究的结果尽快地公之于众。

    鲍林帮助卡梅隆整理和提炼了关于透明质酸酶的理论，全面回顾了他在治疗癌症患者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并着文在美国发表。两个人决定联名向《国家科学院学报》投稿。这家刊物是发表这篇论文的最理想的场所，不但是因为该刊发表文章的速度比大多数刊物来得快，而且是因为这样做决没有退稿之虞。该刊长久以来遵循的方针是，如果某人有资格进入国家科学院，那么此人撰写的文章就可以不经同行审稿而直接发表。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只有两三篇院士的投稿未被录用，那是因为它们直接地攻击了其他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工作——这被认为是缺乏君子风度的事——还有一篇没有完全成稿的论文是例外，因为投稿的院士新近因中风病倒了。除此之外，院士投送的稿件全都刊登了出来，

    因此，几个星期以后，鲍林收到《国家科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约翰·埃德塞尔的来函，通知他这篇关于癌症的论文不予录用的消息，他被惊呆了。埃德塞尔写道，决定是在编辑部的一次会议上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作出的，大家认为，在诸如癌症治疗这样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里，提倡某种治疗方法的论文，属于医学杂志刊登的范围，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加适当的评价。埃德塞尔本人是作出这一决定的关键因素。他认识鲍林已有四十年，对他一直是非常尊敬的——事实上，在1952年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上，正是埃德塞尔为鲍林的阿尔法螺旋进行了辩护——但是，他也是一位医生的儿子，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很深，教育他在使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前，务必要不厌其烦地对其疗效进行透彻的检验。他从鲍林和卡梅隆的论文中没有看到这种负责的态度。“这是一个令人烦恼而又深感痛苦的决定，”埃德塞尔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说道。

    这也是没有先例的事。“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鲍林在听到上述消息后，在给卡梅隆的信中这样说。“要将这篇论文在美国发表，我已无计可施了。我从来就没有在医学刊物上发表过任何东西，因此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最后，鲍林和卡梅隆对论文作了小的修改，对维生素Ｃ用于临床的建议作了低调的处理，然后又再次向《国家科学院学报》投寄。但是稿件再次被退回，这一次还得到了科学院理事会的支持。与此同时，《国家科学院学报》异乎寻常地退稿的消息在科学界传开了，《科学》杂志在8月初对这一争论又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因此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广泛的注意。这件事进一步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就是鲍林在热情地鼓吹使用维生素Ｃ的时候，完全丧失了科学的目光，否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