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方法是安全有效的，然后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鲍林心里想，这些医学专家同样是把维生素Ｃ当作一种药物而不是当作一种营养品来看待的，尽管是这样，他还是愿意照他们的要求作分阶段试验。他迅速提出了申请，要求资助10万美元在他新开的研究所里对动物作试验。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评估人员对这一建议投了票，结果赞成票很少，资助一事未得到通过。鲍林后来根据评估人员指出的缺点进行了更改，并在1叨4年再次提出了申请，申请书照样被退回。1975年和1976年又两度申请，每一次都没有结果。

    1973年稍后，卡梅隆本人到美国旅行，顺道和鲍林一起走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这也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然而，两个人在一起所作的努力，仍然是一无所获。国家癌症研究所学者们的态度与其他医生们的态度如出一辙：在一家苏格兰小医院里偶然出现的几个病例，还不足以证明可以得到大规模研究的资助。卡梅隆在给鲍林的信中读到了他从国家癌症研究所那里得到的印象。他写道，在贝塞斯达，医生们使用着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和外科手术等手段，他考察了这些“的确使人失望”的办法，“我真不清楚他们到底得到了怎样的结果，这些方法毫无疑问会造成许多细胞变异的现象，病人也随之承受了许多痛苦。”

    1973年夏天，鲍林遭受到另一次挫折。美国精神病协会的课题攻关组发表了一份篇幅很长的报告，批驳了分子矫正精神病学的概念。文中还特别提到霍弗和奥斯蒙德提出的思想。说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很不牢靠的”，他们的实验结果缺乏普遍性，试验的时间也太短，因而无法提供充分的资料，他们公布结果的方式也是“可以探讨的”。鲍林给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杂志写了一封信，激烈地反驳了这份报告所作的攻击，他谴责了攻关组成员有很深的偏见，他们的报告对一些重要的研究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对于我在1968年论文中提出的矫正分子精神病学的一般理论，对于抗坏血酸价值所作的具体的论证，这份报告既不作介绍，也未作郑重其事的讨论，”他这样写道；因此，他接下去说道，这一报告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然而，等到他这篇文章在第二年见诸报刊时，攻关组报告已经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一些医学界人士再次发表了看法；人们再次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跑林关于分子矫正的思想纯粹是胡说八道。

    “我应当说，要理解医生实在太难了，”鲍林对一位记者说。“他们习惯于接受人家的说法……他们只相信权威。显然，他们难以理解世界在发生变化。”

    1973年夏天，为了促使人们注意维生素Ｃ和癌症的关系，鲍林和卡梅隆又尝试了另一种做法。他们避开了卡梅隆难以证明的透明质酸酶理论，强调维生素Ｃ是一种免疫反应的增强剂，有助于缓解药物治疗和放射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可以作为现行癌症治疗方法的辅助手段，而不是从根本上取代这些方法。这是非常高明的一步，对治疗和研究癌症的机构不那么具有威胁性，而且更加有实验事实作基础。事实上，人们已经观察到，维生素Ｃ有助于改进吞噬细胞的功能，也就是提高白血球在抵御癌症的过程中发挥的免疫力。

    但是，这为时已晚。此时，鲍林几乎已经被医学界完全置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虽然他继续在通俗刊物而不是在学术杂志上为自己辩护，甚至愿意在诸如《国民调查》和《午夜》那样的马路小报上，发表记者撰写的访谈录。现在他说的是，适当使用维生素的最佳剂量，并少吃食糖和禁烟，就可以延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20年左右。他本人每天服用的维生素Ｃ剂量则已增至6克。在医生们的心目中，鲍林显得愈来愈尖刻，甚至到了可悲的地步。他们一致认为，这样一位伟人堕落为一个江湖骗子，实在太可惜了。

    时间到了1974年年